“参透为何而活的人能够忍受几乎所有的苦痛。”我庄严地说，“而这个人就是尼采。”我接着强调。

“你该睡了，不要去想死亡。”哈里斯先生说。自从前一年，他妻子因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而离开他后，他的心情就一直很糟糕。

“我要做犹太人。”我宣称。此时哈里斯先生正要把一大块面包浸入冒泡的奶酪里。

“明天早上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我的父亲边说边斟满所有人的酒杯。

我躺在床上，母亲躺在我身边。她身上的香水味儿随呼吸扑面而来，话语中夹带着杜本内酒和柠檬水的气味。

“你说过，我再长大点就能做我想做的任何人。”我说。

她笑着说：“没错。不过变成犹太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知道，”我凄凉地说，“我得有一个号码。”

她突然没了笑容。

我早就开始注意到，戈兰先生腋下那薄薄的半透明的皮肤上，有一串号码。在一个鸟语花香的日子，我终于向他问起了那个萦绕我心头许久的问题。当时，我们俩在花园，他卷起袖子，那串号码露了出来。

“那是什么？”我问他。

“那曾经是我的标识。”他说，“战争期间在营地里的标识。”

“什么样的营地？”我问。

“就像监狱。”他说。

“你做错什么事了吗？”我说。

“不，不。”他说。

“那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呢？”我问。

“呃……”他说，竖起一根食指，“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那？是啊，我们为什么会在那？”

我看着他，等待着答案。可他什么也没说。我的视线又回到那串号码上：六个数字，丑陋的黑色，那么显眼，仿佛昨天才写上去。

“在那样的地方只会发生一类故事，”戈兰先生轻声说，“那就是恐怖和痛苦。而这些都不是小孩子该听的。”

“可我想知道。”我说，“我想了解恐怖，还有痛苦。”

戈兰先生闭上眼睛，一只手按在那些数字上，仿佛那是一个保险箱的密码，而他很少打开这个保险箱。

“那我来告诉你。”他说，“过来点，坐这儿。”

那天我的父母正在花园，忙着把一个鸟舍固定在苹果树的一根低矮结实的枝丫上。我听见他们的笑声、尖叫声，还有“高点”“不，低点”这样矛盾的指挥声。通常，我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尤其在这样宜人的天气，做如此雅兴的事足以令我激动不已。但是，过去的几周，我沉浸在内省中，徜徉于书本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哥哥打开了门，笨拙地倚靠在门框上。

他看上去很烦恼。我总能知道这点，因为他的沉默站不住脚，他渴望躁动。

“什么事？”我说，放下书本。

“没什么。”他说。

我又拾起书本，这时他说：“他们要切除我的把手，或者切除一部分。这叫割包皮。我昨天就是因为这事才去的医院。”

“哪个部分？”我问。

“最上面的一点。”他说。

“会不会疼？”

“很有可能。”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儿的皮肤太紧了。”

“噢。”我一脸疑惑地说。

“听着，是这样的，”他说( 为了让我能更好地理解)，“你还记得你那件蓝色翻领套衫吧？非常小的那件。”

“记得。”

“那你还记得你当时使劲想把头挤出那个领口，却挤不出去卡在那里的事吧？”

“嗯。”

“你的头就像我的把手。他们不得不切除那块皮肤——也就是套衫的翻领那块——好使头能解放出来。”

“然后做成圆领吗？”我若有所悟。

“差不多。”他说。

好几天，他都跛着走路。他诅咒、发誓，还不停地调整裤子的前面，就像住在公园的那个疯子：父母总告诫我们不要接近他，但我们都不听。他回避我的盘问，不让我看他的伤口。大概过了10 天，他伤口的肿胀才彻底消退。一天晚上，我们在房间里玩闹时，我问他那是什么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