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吗？”我吃掉最后一口迦法蛋糕。

“我想是的。”他试图挤出一丝微笑。

上帝可以是只兔子

我的父母正在厨房给火鸡浇油汁，“嗞嗞——”一股烤肉味儿窜了出来。我和哥哥在消灭最后两块巧克力。客厅里摆放着一棵圣诞树，树上挂着的主灯闪烁不定，还时不时地发出“嗡嗡”声。我们沮丧地站在圣诞树前，看着树下散落的一堆堆包装完好的圣诞礼物，可惜只能等午饭过后才能打开它们。

“只剩一个小时了。”父亲蹦跶着来到客厅，兴奋地说。他穿得像个精灵，但帽檐下那张年轻的面孔却更抢眼。我突然感觉，他更像彼得·潘（一部小说的主人公）——那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

父亲对待穿着就像对待那份律师工作一样严肃而考究。每年他都喜欢用一个新形象给我们带来惊喜，甚至陪我们度过整个假期，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不速之客莫名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

“听到了吗？”父亲说，“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吃午饭了。”

“我们要出去。”哥哥闷闷不乐地说。

我和哥哥备感无聊。街道的其他人都已经拆开礼物，正忙着将它们区分为“有用的”和“没用的”。我和哥哥很羡慕又很失落，垂头丧气地靠在潮湿的外墙上。

“吃午饭了！”1点57分时，父亲冲我们大喊。

“走吧。”我哥哥说，“再回到缺口那。”

“再回到哪儿？”我问。他没有回答，只是领着我朝餐厅走去。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只盒子——一只旧的电视机包装盒。哥哥把它举在头前，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是不是快到那儿了？”哥哥一边问，一边朝桌子走来。

“差不多。”我说。

他弯下腰，把盒子放到桌上，我闻到一股浓重的麦秆的潮湿气。突然，盒子开始移动。我并没有害怕，哥哥打开盒盖，从里面抱出一只我至今见过最大的兔子。

“我给你找了个合适的朋友。”

“是只兔子！”我异常兴奋地尖叫起来。

“事实上，他是只比利时野兔。”他以一种十足的兄长的口吻说道。

“比利时野兔。”我轻声重复，就好像这是几个与“爱”意义相同的词语。

“你想怎么称呼他？”他问。

“埃莉诺·莫德。”我说。

“你可不能以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哥哥笑了。

“为什么不行？”我有点泄气。

“因为他是个男孩。”他说。

“噢。”我看着他那栗子般棕黄色的软毛、白色的尾巴，还有从屁股里掉下的两粒小粪便，认定他的确是个男孩。

“那你认为我应该叫他什么呢？”我问。

“上帝。”他威严地说，“至少他会爱你。”

“笑一笑！”父亲正举着新相机对准我的脸，乐呵呵地说。

一道闪光！短暂的时间里，我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兔子也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

“你还好吧？”父亲问，他兴奋地将胶卷夹在腋下。

“还好。”我正说着，不小心撞上了桌角。

“大家快过来！过来看看这个。”他大声喊。我们凑上前，围着正在冲洗的照片，伴随着“哇啊”“她出来了”这样的惊叹声，我那模糊的脸渐渐清晰了起来。

“你看着真漂亮！”母亲转过头来对我说。

“是啊。”父亲说。

可我却觉得自己一直恳求剪短的新发型看上去很怪异，我只能看到一个男孩。或许我曾经就是一个男孩。

詹妮·彭妮

1975 年的一月没有下雪，气候温和。这个月单调无趣，雪橇派不上用场，生活没有任何期待。我做了很多事来拖延返校时间，但还是踏进了那扇沉重的灰白色大门。圣诞节过去了，我感觉很惆怅，胸口发闷，身心无力。这将是一个乏味的新学期，直到我在转角的教室外遇见了这个新来的女孩，詹妮·彭妮。

我最先注意到她的头发：杂乱、浓密，像羊毛，束起来的马尾突然挣脱了丝带的束缚，散落了下来。她的手工制羊毛衫经过手洗和拧干后被拉得很长，一直垂到膝盖，看上去只比平日不得不穿的灰白色校裙短了一点。她盯着自己的手指，我走过时，她也没有注意到我，甚至连我咳嗽了几声，她都没有任何反应。后来她向我解释当时正在练习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