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一套新睡衣放在彩色格呢旅行袋里。那是姑姑南希送给她的礼物。我摸了摸布料。

“是丝绸的。”母亲说。

“真漂亮。”我说。

“她会过来陪你们住一段时间。”

“我知道。”我说。

“帮助爸爸照顾你们。”

“我知道。”

“你很高兴，对吧？”她说。

“是的。”我轻声说。

母亲要离开了，这种感觉十分奇怪。在我们年轻的生命中，她的存在一直是那样明确而没有尽头。她一直都在那里。我们就是她的事业，因为很久以前，她就放弃了外面的世界，选择在家照料我们。未来有一天她会告诉我们，她一直在保护着我们，不让我们接触门外的警察、电话那头的陌生人和宣告生活再一次支离破碎的阴沉的声音——这些都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无法修补的裂痕。

我坐在床上注视着母亲，心中的恐惧像她体内成倍增长的细胞一样无声无息地膨胀。母亲很漂亮。如果她的耳朵听不见，她的叹气会如诗人吟诗般优雅。我看着她的眼睛：蓝，蓝，蓝，和我的眼睛一样。我在脑海里歌唱着这个颜色，直到它像海水一样将我淹没。

母亲停下来，把手轻轻放在胸口。也许她在跟肿块道别，或是在想象伤口。也许她想象着这只手能够伸进去。也许只是我的想象。

我打了个冷战，说：“我也有个肿块。”

“在哪儿？”她问。

我指着喉咙。她把我拉向她，抱着我。我闻到她衬衫上的薰衣草香气。

“你会死吗？”我问。她笑了，仿佛我只是说了一个笑话。

而那个笑声对我来说却比任何“不”字都重要。

南希是我父亲的妹妹，也是个电影明星，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她算不上大明星，但仍然是个明星。她没有孩子，却很喜欢孩子，至少她说她喜欢我们。我经常听母亲说，南希的生活里腾不出空间给孩子，而我却很奇怪，她一个人怎么会住在伦敦一间那么大的公寓套房里。她还是个同性恋，这一点和她的才华一样成为她的标志。

她总说父亲得到了智慧还有俊朗的外表，而她得到的却是这两者之外的所有。可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当她露出电影明星的职业微笑时，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爱她，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爱她。

她机智善变，每次出现都很短暂。她会匆匆露个面——有时候突然冒出来——像个神仙教母一样，把事情引往正确的方向。她留宿时习惯跟我睡在一块儿，有她在身边，我觉得生活更为美好。她为我们这个渗透着阴郁、悲观气息的国家带来了一丝光明和温暖。她慷慨而友好，总透着一股神圣的气息。人们说我长得像她，虽然我从没表示过什么，但我真的很高兴。某天，父亲突然说南希成长得太快，我转而问南希：“你怎么长得那么快？”父亲不告诉我答案，而我也从未放下过疑问。17 岁时，南希加入了一个激进的剧团，跟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到全国各地的酒吧和俱乐部表演即兴创作的话剧。她曾经在谈话节目上说，剧院是她的初恋，那时我们围在电视机前，一边大笑一边喊：“撒谎！凯瑟琳·赫本才是她的初恋。”不是那个著名的影星凯瑟琳·赫本，而是一个厌世而肥胖的舞台总监——在他们反响不大的两幕话剧（《往返地狱》和《没关系》）演出后，她向南希表白。

那时她们都住在靠近南特维奇镇的一个小村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叫做“母鸡松鼠”的后巷，人们通常会躲去那里小便。但南希说，那晚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他们搬着一些道具，肩并肩走向面包车，凯瑟琳·赫本突然将她推到卵石墙上，疯狂地亲吻她的舌头和所有。南希手里的一盒刀具掉在地上，这突如其来的狂吻让她喘不过气。事后她说：“那种感觉如此自然、醉人，就像在吻自己。”——这是一个获奖女演员发出的最高赞扬。

父亲以前从没遇到过女同性恋，凯瑟琳·赫本算是第一个，这很不幸，他暴露出了太多夸张的偏见，自由主义幌子彻底被揭穿。南希说凯瑟琳·赫本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美，但他难以理解，在他看来那种美必定隐藏得极深，即使昼夜不息地挖掘也难以发现。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她藏起来了，藏在一个身份证后面，身份证上显示的姓名是卡萝尔·本奇利，而她是个影迷，也曾是个精神病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