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与深圳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史玉柱就开始基于这些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需要哪些数据来进行分析的话，就到现成的数据库里面检索。

文章发表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那个领域的研究，看了史玉柱的文章很是欣赏。

同时，史玉柱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培养，保送到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管理系，进修研究生，并且对他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在“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时，年纪轻轻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相信他会有辉煌的前景。未来，在史玉柱面前展现出了一幅极其美好的蓝图。

可对于史玉柱来说，能不能“捞”到一官半职并不重要，他珍惜的是这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当时去深圳，需要先到广州，然后再坐大半天的车。那时的深圳还未发展起来，路非常窄，遇到迎面来车，得找一个宽的地方停下来才能过去。

到了深圳大学，一副欣欣向荣的场面，学生的精神面貌跟内陆省份完全不一同。学生和老师的经济头脑都特别活跃。史玉柱的专业是软件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

那时候学校非常开放，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当时万润南谈的是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从那时起，史玉柱接受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之后便有了创办企业的理想。

此后，史玉柱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经济方面的书，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几乎找不到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风气就是大家都做生意、挣钱，身处这个环境中的史玉柱也受其熏陶。毕业前夕，史玉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当时有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可以赚一两百元，他很为这样的生意得意。

3. 初露锋芒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毕业回到单位的史玉柱本可以安稳地从一个年轻的处级干部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可史玉柱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在这个时候“不可救药”地发挥了作用。读完研究生，回到单位的史玉柱做出了几乎是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辞职，放弃仕途，“下海”创办企业。

领导和同事们为他惋惜，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是什么？但史玉柱已经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就应该“下海”，不应该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里面去。

史玉柱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通过合肥倒录像机的朋友，他认识了一些当地计算机界的人，其中就有个计算机的代理，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的电脑，在家里自己编软件。

在原单位统计局里，史玉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落后的状态。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买一台四通电脑打字机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都得买。也就是说，很多地方都有计算机了，还得配一台打字机，电脑放在那儿是一种浪费。史玉柱觉得他完全可以编一个软件，让这个软件能拥有四通打印机的功能，直接用电脑打字，这样就会节省成本。半年之后，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那个时候，金山的WPS还没有出来，史玉柱把他的软件给原单位送了一套，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的窄条要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打入冷宫。

这套软件打破了传统专用文字处理机的规律，给人们办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史玉柱闯出了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