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信，我小时候，阿爸有一台坏掉的老收音机，放在谷仓楼上。那时候我以为只要修好它，就能收听到以前放过的那些调频节目：阿莫斯与安迪、派普速得牌牙膏广告，或者听播音员随便聊点什么。我想里面传出的声音，会跟线路不大好的电话里的声音一样，嚓嚓响，吞噬掉语句中的音节。我曾成天缠着阿爸，要他把绿电线绕到黄电线上，或者试着戳戳看音箱那坑洼的表面，看行不行。他一句“该干吗干吗去”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生出来的时候，阿爸已经五十岁了。收音机是他境况最好的时候置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不让我碰。如你可能正在想象的一样，收音机很大，由实木雕刻而成，油光发亮的红木包着铜，喇叭比我的脸还大，扭盘因为有一次收音机摔在地上，上面有裂缝了。阿爸，佝偻而不厌其烦的阿爸，每每跟在我后面，爬到堆草房的角阁上，收音机就放在架子上，像那阵时兴的点唱机那样引人注目。因为想听阿爸的故事，我求他像以前修拖拉机和水泵那样，修修看这个收音机（他一般都能修好各种东西），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阿爸一再说，他没心思对付带电的玩意儿（他是这么措辞的）。他说工夫要花在刀刃上。但是这个收音机里肯定有秘密。我完全不明白，干吗把它总这么放在角阁上。

十四岁时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讲电器的书，开始一刻不停地摆弄家里能找到的所有黑红电线。我彻底被缠在一起的线迷住了。我把闹钟拆掉了又装起来。我把电话也拆掉又装起来。我连分送苹果的传送带都拆下来了。我开始对物体内部的构造产生好奇。我干的这些事，阿爸一次也没发现。直到有一天，我卸下收音机的后盖，被里面的情况吓得不敢继续操作，就把盖子放在一边，想转天再回来看看。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苹果开始霉烂。再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我们有一百英亩苹果树，而病害像瘟疫一样在果园里由东向西地传播，一夜之间，二十英亩最好的苹果树都得病了。第二天，我们整天都在修枝洒药，试尽了书上说的所有法子。转天晚上，麦康果开始掉落。阿爸的烟是戒了的，这时又开始吸起来。他跑去银行查了查账户里的收支。半夜时候，我偷偷溜到阁楼上，睡在稻草和猫尾草堆上，想象“爵士大乐团”的摇曳歌声和“安德鲁姐妹”的甜腻嗓音在三角屋顶下面缭绕上去，一直栖上被连年的气息腌透了的老柱子。然后，我把黑盖子重新在收音机后面拧好。

奇迹没有发生，那一年，一半收成没了。这跟那该死的收音机毫无关系；是因为一种寄生虫，学名我已经不记得。但那时我才十四岁，我懂什么呢？是些像薯虫一样的小白虫，但是比薯虫凶得多。六年前，阿爸阿妈搬去佛罗里达州时，收音机被我修好了。我那年二十，还一心想听赫·阿尔伯特，结果里面放的是麦当娜。①我听着她走了样的老唱机一样的声音，大笑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与苹果无关，这话我说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