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确切地说是一种会带来创伤的行为，因为没有大他者守护我们。作出选择往往是出于强烈的信念。当我们试图通过自我约束机制来满足自我，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选择”大他者，我们创造象征性的机构以减轻选择带来的焦虑。当我们信奉占心术、具有非凡魅力的政治家或上帝时，我们就是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大他者的存在往往只是我们的选择和幻想。通过赋予大他者生命，我们的选择是不去选择，即自己为自己作出选择。

人们对大他者的认知各不相同。神经过敏的人可能会怀疑、抱怨大他者，而精神病患者可能认为大他者是一种威胁，总觉得自己被声音骚扰，并被无中生有的人跟踪。一个神经过敏的妇女可能会不断抱怨：没有人负责任，老板是个骗子，丈夫无能，政府官员腐败，整个社会没有权威来引领。神经过敏者关心的是没有真正的负责人或者权威无能为力，而精神病患者则抱怨权威的险恶力量，他可能会宣称：老板跟踪他并偷窃他的想法，上帝与他沟通并告诉他秘密的消息，政府官员密谋反对他并威胁他的生命。神经过敏者感到困扰，因为一致的且充满力量的大他者根本不存在。为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他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寻找看起来能掌控事情的大师（表现得像大他者），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极力挑战大师的权威。相反，精神病患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往往表现得对很多事很确定，并对什么是大他者有自己的理解——险恶的凝视或者是萦绕于耳的声音。受到这种束缚，精神病患者好像与大他者一起处于社会空间之外，大他者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只把特殊的能量运用于其身上。

最近兴起了一场关于我们对大他者的理解如何发生改变的讨论。这是资本主义结构发生改变的结果吗？或者是因为最近几十年主流声音越来越微弱，国家、教堂、民族的权威越来越受到挑战？或者是因为这些变化，我们发现作出选择是如此困难。如果占统治地位的选择意识形态论是大他者巨大变化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变化如何去影响个人呢？

10年前，法国法律理论家皮埃尔·勒让德（PierreLegendre）预见了一场大灾难：“我们不了解的是，超现代文化的核心仅仅是曾经的规则，这种典型的欧洲观念需要一种原子键，随原子键的瓦解而来的是下一代人的行为规则体系崩溃的风险。”谈及心理分析，勒让德指出，人类掌握了一门语言之后便会产生分离的行为。这种分离可以首先通过婴儿与最初照顾他的人（通常是母亲）的分离来理解，这种分离经由言语产生了禁令的内化作用，也就是规则的文化传播。与之相随，每次分离都有一段旁白，即对空虚的表达。由于这些分离行为，社会和人们需要找到克服各种消极情绪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