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个问题浮现出来：西方文化是否已经停止把“社会主体引入限制性的公共机构中”，与此同时，也消除了各种消极的情绪，通过创造一种意识形态使主体经常处于压力之下，以缓和他们生活中错过了某些事情的感觉。

当我们听到像勒让德这样的哲学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中，或者当心理分析学家推测越来越多的人不去内化社会禁令，又或者社会学家强调人们感到不安全、不幸福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选择时，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们真的生活在缺少限制的世界中吗？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怎样去解释限制。

拉康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学习说话使我们经历了象征物被阉割的过程，此后我们被视为有缺陷的。实施阉割的其实就是语言本身。当我们变成会说话的生命，我们身上就发生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天生的”行为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论，完全没有原始的快感和学会语言前的幸福享受。突然之间，我们需要用语言来满足需求，随后我们还需要应对已经没有最初生物联系的欲望和内在驱动力，但这些对我们的幸福感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便开始接触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文化不仅是拓展视野的方式，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禁止和限制原始能力的空间。我们接触的禁令之一便是，禁止与最初照顾我们的人有乱伦的关系。在族长制背景下，这项禁令往往经由父亲传达。但这项禁令不仅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不”来限制母亲和孩子的亲密关系。将这项禁令灌输给孩子时，父亲甚至不需要出现，因为关键是母亲（或者其他最初照顾孩子的人）对待孩子的方式，禁令是他们交谈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拉康在谈及象征性规则时用的术语是“父亲之名”的原因。

虽然个人身上的这种缺陷被认为会导致某些必要快感的缺失，但它事实上是构成主体性的一块基石。因为个人被打上有缺陷的烙印，他会一直努力去修复某个客体，他会认为这个客体可以体现那些缺失，可以弥补因此而丧失的乐趣。人们被打上有缺陷的烙印的事实恰恰是使其欲望保持活力的引擎。所以，我们不断去追寻那些可以带来满足感的事物——可以是伙伴、孩子或者一件简单的物品——并总对自己的选择感到不满意。与此同时，我们却总觉得其他人正在享受着我们努力寻找的快感，这令我们既羡慕又嫉妒。

基于缺陷，个体遇到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毕竟，大他者本身也有缺陷，社会的象征性秩序也自相矛盾，其他人也被打上有缺陷的烙印。因此，没有大他者能够安抚个体，并就个体拥护大他者有何目的的问题给出答案。个体发现自己一直在解释：分析其他人所说的话并猜想其他人的肢体语言是什么意思。对个体而言，因焦虑而产生的最大困惑就是，在大他者的眼中，欲望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