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全是人们对自己和社会的象征性秩序的缺陷的正常担心。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事情都变了吗？

20世纪70年代早期，拉康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理解社会。在这种社会体系中，我们认为自己就是主宰，我们相信自己不但可以对自己负责，而且还可以用某种方法找回失去的快感。

所有这些理解或观点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可以表现得不再受历史和宗谱的影响，并消除所有已被打上的烙印。我们认为自己不但能选择可以带来满足感的事物，而且能选择生活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能选择做独特的自我。其次，通过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可以真正获得那些短暂易逝的快感。这种理解表明，人类是全能的生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驾驭生命，可以追逐欲望和快感并最终获得满足感。幸福似乎就在我们的手中，为了获取幸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拉康怀疑这种观点是否代表对阉割的否定，甚或排斥。这种排斥只在社会走向无限制的快感而取消所有限制的时候发生，再也没有象征性的社会秩序。追寻快感的根本代价是，导致所有人癫狂且毫无节制，成为酒鬼、瘾君子、购物狂、工作狂。资本主义解放了奴隶，并使其成为消费者，但毫无限制的消费将使消费者走向自我毁灭。

这种悲观的想法引发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影响人类本质的争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否有新的心理疾病的症状？这种在社会禁令本质和象征性秩序的理解方面的彻底改变，是否有益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层次的提升？

大他者的选择

有一种设想认为，世界是被理性地组织起来的。法国心理分析学家查尔斯·梅尔曼（Charles Melman）认为，当下对大他者的理解的改变与这种设想有关。他指出，对理性世界的看法有时会先攫取人们对大他者所有可能性的想象，而且会认为世界是不可预测的，缺乏一个宏观的方案进行统筹安排。

十多年前，另外两位心理分析学家雅克阿兰·米勒和埃里克·劳伦特推测大他者已经不复存在，并指出我们沉迷于道德伦理就是有力的证明。科学的发展进程是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我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能为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设立临时的专业机构，比如伦理委员会，来帮助我们应对大他者不一致的状况。当然，这些机构本身往往也存在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