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国家的公司列举其公司可持续性的外部动因时，它们会谈到投资者、消费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最后一个术语近年来特别流行，并且整个行业都意识到公司要懂得如何与这些不断变化的群体建立良好的关系。但对于亚洲、拉丁美洲或者中东的公司而言，它们的观点是不同的，因此，对可持续性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首先，在美国和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所有权模式（股票可以在全球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公共所有权）与新兴国家的主要模式不同。在许多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内，家族和国家所有权是其工商业的主要特征。一家大型的巴西公司与欧洲公司相比更可能是由私人所有，同样，一家大型的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相比更可能是国有的。韩国的经济主要受控于韩国财阀和家族控制的大集团，例如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和LG。此外，由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通常都拥有巨额的资产，这些基金近几年在新加坡、阿布扎比和挪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些基金的投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的行业包括赌场、零售商店如巴尼斯以及自然资源公司。

在独特的经营和所有权结构下，许多新兴市场的公司在制定决策和对谁负责的问题上与上市公司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近年来很多中国和印度的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但公开交易的股份只是整个公司股份的一小部分，并且通常不会动摇家族或者国家的控制权。当然，很多全球性的公司如媒体巨人新闻集团，尽管公司的股票在几个交易所交易，但仍然由鲁伯特·默多克控股，华盛顿邮报公司则由格雷厄姆家族控制。虽然这种模式在美国和欧洲只是例外，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很普遍。

这种结构会导致缺少透明性的风险，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发生的制度崩溃，还有最近在阿联酋发生的会计不规范的指控，以及裙带资本主义、不恰当的冒险等。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上市公司里，这些风险很难不被发觉。

不过，很多新兴经济体内这种独特的所有权结构也提供了一些优势，最明显的就是这些组织机构能形成很清楚的目标从而使决定得到快速的执行并迅速转变机制。那些在变幻莫测的公开市场里交易且受官僚作风拖累的公司是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