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稍微调整了我的努力方向。之前我想做的是估量经济中的所有投资，现在我重新将目光只放在系统化、积极的投资上。我的新目标是找出系统化、积极投资的时间。此外，我也不再只关注单一的资产类别，而是关注全部的投资组合。通过重新设定目标，我认为在找出内在联系上会有更多的收获。

最终，同样的假定站稳了脚跟。人有钱，有理由投资时，就会进行系统化、积极的投资。不过这一次，分析会更加易于管理。基于人的系统化和积极投资的模式，存在一些独有的内在关系，而在我的初步观察中，这些关系并不存在。这些新的关系十分重要，他们有助于证明我的理论。

因为模型的极不精确性，对某些人来说，看似高深科学的东西始于简单的认知融合。只不过，综合起来就找到了答案。幸运的是，在克服第一个障碍时就已经打好了基础，所以在分析系统化、积极的投资模式之前，我已经有了一些可以帮助我开展工作的工具。因此，有了新目标后，我问了自己几个后续问题，并基于我之前的分析开始寻找答案。第一个问题是，人什么时候有钱进行积极投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投资？这一次我找的答案开始逐渐清晰。最终，我发现我成功地为我的更长期模型奠定了基础，接着继续推进。

有时，经济学模型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来发展理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自下而上更有效。比如拿我这个案例来说，我试用了自下而上的方法找到了我一直寻觅的答案。与其去算人有钱投资的时间，我发现计算人什么时候承担更少的经济责任更为容易。另外，我想知道在没有相应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这些责任什么时候会减少。当然，这排除了退休的情况。虽然退休人员要承担的责任更少，但是他们的收入也更低。我只想弄清楚的是较少的责任与同样或更高的收入相关联的时机。

稍加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是合乎常理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人能够首先减少他们目前的责任，投资决策就会引发过量的自由现金流。这成为我考量的一个关键元素。换句话说，当人不再需要支付主要的生活开支时，他们就有了可以用来进行投资的余钱，如果他们愿意，是完全可以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