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不是纽特公司，那么到底谁该为脑瘤发病率的上升负责呢？没人知道。有人推测，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医院可以更好地确诊脑瘤了。1984年，整个美国只有108台磁共振成像设备。这些机器擅长在大脑一类的软组织中寻找问题。1985年，这种设备的台数就增加了两倍以上，总数变为371台。美国政府同意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广泛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新的诊断工具很可能让医生们突然发现更多脑瘤患者。在进行不同年代的物价比较时，注意美元价值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在分析不同年代的发病趋势时，注意医生诊断手段的进步也是很重要的。（公正地说，奥尔尼试图这样做过，但他的分析还是没有说服力。）

可以将诊断标准的改变看成一种趋势。例如，现在的医生比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医生更容易诊断出孤独症患者。由于临床医生已经对这种疾病认识得更加深刻，而且诊断标准从1980年以来改变不少，我们就很难弄清楚到底是孤独症发病率真提高了，还是医生们为了诊断更容易而采用孤独症这一名称来描述多年前的好几种疾病。在2002年的一份科研报告中，研究者发现加利福尼亚的孤独症患者确诊人数在7年内出现了3次上升峰值。然而，与此同时，笼统的“智力缺陷”确诊人数却一直在下降。这暗示着孤独症确诊人数的提升多半是由医生对这种疾病的定性、命名造成的，而不是由出生的孩子们普遍出现了变化造成的。我们没办法就此向合适的陪审团提起诉讼，从而得到具有法律意义的确凿认定，但孤独症流行的现象很明显从未发生过。

我们这样认识问题就足够了。一旦人们认为病症流行开来，他们就会找出某些罪魁祸首并归咎于它们。“因果诡辩”是人们的基本武器。由于感觉孤独症流行，许多人把此归咎于大力推广的疫苗，比如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或者部分疫苗中含有水银的防腐剂。曾担任《花花公子》模特的詹妮·麦卡锡等活动家展开了严酷的“因果诡辩”式的言论攻击，以至于家长们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是否应该让孩子从小注射疫苗。这些反疫苗活动家提出了一种关联性暗示：孩子在注册完疫苗后就会变得孤僻，甚至患上孤独症。然而，这种捏造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事实上，存在着大量证明与之相反的情况。例如，早在1988年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引入前，孤独症患者的确诊人数就提升了，这表明注射三联疫苗引发孤独症的说法站不住脚。疫苗防腐剂会导致孤独症的说法也被推翻了，因为丹麦在1992年逐步淘汰了疫苗防腐剂，但孤独症患者的确诊人数仍在稳步增加。把孤独症归咎于注射疫苗，这种关联正是“因果诡辩”。

A和B，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我们很难指出原因和结果、影响有着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很难面对着一大堆数据然后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阐明事件A导致了结果B。有时，常识就足以让我们明白A和B根本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然而专业期刊的页面上却充斥着种种听起来愚蠢可笑的、自称弄清楚了事物之间关联的“发现”，这些“发现”一经逻辑推敲便会被拆穿。例如，1996年，社会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妇女的臀部与腰部的围度之比比较大，她们就更容易生男孩，这或许解释了许多类型的文明中的男人都喜欢沙漏形身材的女人的原因。用脚趾头想想，我们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人类胎儿的性别是在受精卵形成时就由精子类型决定的，带X染色体的精子代表生女性，带Y染色体的精子代表生男性，除非发生了超自然的奇怪的基因突变，否则只提供带X染色体的卵子的母亲根本无法影响她的胎儿的性别。因此，母亲的臀部与腰部的围度之比怎么可能影响到胎儿的性别呢？这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