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死气沉沉，”2009年5月，伦敦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还要上班。每个人都害怕搭乘出租车。他们害怕它会让他们破产。这真的很愚蠢。如果他们卖了自己的汽车，然后搭出租车，这能省下很多钱。但是我也只能说说，不是吗？”

出租车司机只是在闲聊，但是他说得很有道理。

“人们认为搭乘出租车是一种奢侈行为，可以很轻松地削减掉。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大街上抬起胳膊准备拦一辆出租车，然后又迟疑了一下。他们放下胳膊，然后去找地铁站。他们实际上可能并不会省多少钱，但是这就是心理作用。突然之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必须省钱。类似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一个人的花费便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人省下乘坐出租车的1英镑，就会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少收入1英镑，他就会少买1英镑的汽油，或少买1英镑的衣服或其他东西。削减开支显然对个人有益，但是对于一个经济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患了感冒的孙子去探望卧床不起的祖母一样。要不了多久，老太太便会一命呜呼。

“出现了损失，”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可能会这样说，“控制它。”

美联储不仅没有控制它，反而与它一路斗争下去。

克里斯托弗·伍德在其1992年出版的《泡沫经济》（The Bubble Economy）一书中，早就指出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过当时的相似之处与现在刚好相反：

与美国相似，日本有着自己的道德风险问题。活跃于日本金融或商业领域的大部分人，包括外国人，仍然持有这样的理念：“日本有限公司”不会让金融机构破产，所有的信贷都是良好的，所有的存款都是安全的。就像得到联邦政府保证的美国，这种对于体制承担所有信用风险的坚定信念进一步吹大了泡沫，并且加大了失望的风险，甚至更糟，如果这一广为接受的信念受到挑战的话。在一个信仰一致的社会里，脱离现实越久，一个人突然改变想法对全体造成的恐慌会越大。这种极端的结果不可能立刻消除，比如近年在日本出现的投机行为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它无法进行温和的自我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