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件事拯救了我。我母亲很懒惰，她从来不带我去树林或海边远足，她也从来不到学校见我的老师或者参加活动。在远离她的地方，我的自信会重生。书拓展了我的自信，向我展示了不同人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世界。 我不按照我母亲的方式看问题，是很正常的。文献资料表明，我们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看所有的事情。比如，两个人看同一棵树。他们会有共识，认为他们是在看同一棵树。但是，一个人看到的是一棵漂亮的、可以给人带来温暖的、友好的树，另一个人看到的是一棵恶心的、奇怪的且可能是危险的树。因此，“这是一棵树”对这两个人来说都是真相，但是两个人不同的看法就只是他们的个人感觉了。世界上存在我们共享的真相和我们个人认为的真相。共享的真相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整个社会的联系，个人认为的真相是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体现。

每当我母亲指责我在说谎，她既打击了我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的自信心，也打击了我的自我存在感。我们不会生来就知道如何认识环境和自己。我们用整个童年来学习这一点。母亲说我是个骗子，这样说等同于谋杀我。在童年，我就意识到了母亲对我所采用的两种做法的负面影响。她不仅会打我，偶尔还会完全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极为愤怒地恐吓我，要先杀了我，再自杀。当我长成一个结实、强壮的孩子以后，我在生理上对我母亲的恐惧便消失了。但是，她对我的存在的打击仍在继续，直到我三十五六岁，离开了澳大利亚，在她和我之间隔了半个世界，我才重拾对自我存在感的自信心。我毫不怀疑兢兢业业地探求真相的重要性，这既包括我们共享的真相，也包括个人认为的真相。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追求普遍共享的真相和个人认为的真相。我们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在探讨共享的真相和个人认为的真相。如果我们缺乏艺术细胞，我们会在生活中探索共享的真相和个人认为的真相，在适当的时候适应社会期望或通过对我们的经历的解释来寻求我们个人认为的真相。当我们践行自己的解释时，又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我存在感本身奇妙而非凡的不确定性。他们不会去寻找活着的感觉，而是代之以产出一些世俗的、重复性的、没有活力的东西。这些人畏惧不确定性，并用控制他人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感。这种现象表现在个体上，如我母亲；表现在机构上，如国家和教会。

不论是什么形式的政府，总是会通过压迫和社会制裁达到目标。即便在那些人们以拥有自由言论为荣的地方，对个人认为的真相的承认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宗教的教义，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义，总是用那些神圣的文本作为对信徒强制灌输观念和行为指南的手段。那些认为自己认为的真相比共享的真相更正确的人们，成立独立的组织，令个人认为的真相变成信徒共享的真相。所有的宗教都是如此。20世纪，军事的发展，摄像设备、广播、电影、电视的发明使得更大规模的国家集权成为可能。在这些国家，所有国民都要放弃个体特征，成为国家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电脑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把各种教化的技术手段融合在一起，以确保所有国民都生活在否定个人认为的真相的巨大谎言中。在那些以拥有言论自由为荣的国家，政府和私营公司都安装了监视器。1949年，奥威尔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并在他的小说里描述了虚拟的1984年更糟糕的情况。奥威尔看到了我们是如何轻易就在无意识中丧失自由的。

很多人会说监控对守法的人来说不是问题。说这话的人实际上是在假设法律是公正且明理的，因为立法者是公正且明理的，立法者最清楚人们的福祉。上帝禁止政治领袖对人民撒谎！

持这种观点的人想要确定性和安全感。人们不想被告知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绝对肯定的，或者安全和自由是不可兼得的，安全多，自由必然少；自由多，安全必然少。但是很难明确预计安全和自由各占多大比例。很多女人都嫁给了一个信念，相信丈夫会提供给她们所需要的安全感，但是她们最终发现，丈夫只能提供监狱般的安全感。很多独裁者都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登上权力舞台的顶峰，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欢呼已经变成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