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发明让很多人相信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需要做的只是造一台更大的电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电脑显示了这个想法的漏洞。

1961年，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 Lorenz）在电脑上模拟运行一个简单的天气预测模型。他希望模拟运行两次，所以他复制了他认为应该相同的数字。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的电脑把数据储存到小数点后6位时，如0。473 208，他的打印机为了节省空间而缩到了3位，变成0。473。这两个数据之间只是很微小的差别，小于0。1个百分点，但正是这微小的变化改变了结果。起初，罗伦兹认为电脑出错了，但是后来他意识到，要准确预测天气变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预测模型，还有对某时某地的风力、气温、湿度和其他条件的全部信息。不可能有人具备全部信息。不论测量仪器多么精准，仍然会有误差产生。气候工程不太可能通过控制天气变化来改变气候。

同理，政府在经济学家的帮助下，相信一个宏观调控指令可以使国家的经济保持增长态势，且不会在繁荣之后衰退。这需要对驱动市场的因素进行细心的衡量和控制，包括恐惧和贪婪。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记录了一些细节，显示出市场参与者在从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有很大欠缺。但是，他也不能测量经济学家在理解人性方面的误差有多大。用保罗·克鲁格曼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经济学成功的假象、市场和媒体对管理者的恭维，都无法保证经济不会出现突发性的金融危机”。

人们通常认为，大系统中的小错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1963年罗伦兹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第二年他的另一篇论文揭示了天气预测模型参数上的小错误如何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并把常规事件变成了随机的偶然事件。罗伦兹1972年为美国科学促进会撰写了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可预测性：蝴蝶扇动翅膀是否会导致得克萨斯发生龙卷风？”看起来，混沌不同于随机事件，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其应该存在的原因。一个系统越复杂，特别是很多系统交叉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系统中的初始事件与后来事件的因果关系就越难预测。经济体系在达到最终的繁荣之前，已经埋下了对一系列敏感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后果的伏笔，一个恐惧、贪婪和愚蠢的纽约对冲基金管理者使得格拉斯哥一对辛苦工作的夫妇失去了工作和住所。

研究混沌理论的数学家们发明了“临界点”的概念。 这个词的意思是，当一个系统被推向某个方向并到达某个点时，这个系统就会瞬间转变成无可逆转的另外的状态。研究气候变化的气候学家看到，我们的气候变化正在被变暖的地球推向一个临界点，超过临界点我们的气候便不可能回复到现在的情况。对于我们离这个临界点还有多远，气候学家看法不一，但是他们都同意，如果不痛下决心采取措施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到达临界点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科学家因为受到能源行业的资金支持，而否认灾难的紧迫性，甚至不承认有灾难存在，另一些人把现有世界的混沌看成上帝旨意的一部分，正像《启示录》里提到的一样：世界将会终结，只有真正的信徒才能进入天堂，其他人终将毁灭。

20世纪70年代，詹姆斯·洛夫洛克设计了“盖娅假说”，描述了地球的自我调温方式。他认为临界点离我们太近，以至于任何减排措施都难以避免临界点的到来。他把自己描绘成“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大多数人不能生存在温度升高的地球上，但是一些人可以。他说：“我不认为人们能如此迅速地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然而，人类是地球存在35亿年来首次出现的可以相互交流的聪明物种，可以全盘考虑整个事件，甚至采取相应举措。人类还不够聪明，还需要进化，但是他们有能力为地球的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勇敢放弃自私的和短期的利益，以便获取大家可以共享的长期利益，还要放弃会被某种伟大力量拯救的错觉。然而，我们很少这样做，因为这样做需要有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为了控制气候变化，我们需要用模棱两可的视角看待地球这个系统。我们的贝叶斯脑总是制造有关我们生存状况的不同假设。伦敦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萨米尔·扎基认为，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从模棱两可的情境中获取信息的程度。我们不需要依靠确定性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然而，我们否定另外的解释的存在，并声称我们的这种解释就是揭示了独一无二的真相。我们拒绝运用我们与生俱来的应对挑战的能力，我们故意让自己变得很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