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祖父发现管理自己的财富-截至1910年达到了将近10亿美元-成了一个问题。他每年从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数额巨大，而鉴于他严谨、审慎的本性，这些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花费或者投资。由于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没有兴趣，又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风格的西服-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乐此不疲的所有活动，于是，祖父想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决办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煤矿、铁路、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铁矿生意，并最终控制了明尼苏达州富饶的梅萨比岭的很大一部分。

可是，自从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以后，祖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慈善事业。他称之为“给予的艺术”。他在慈善事业方面的影响力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影响力一样大。

祖父自打年轻的时候起，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便士的慈善捐款，从而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ArchiveCenter）。此后，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不佳。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1/10捐献给教堂，或做其他善举。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增多，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定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案，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交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精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开创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相信科学改造社会，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开展工作。

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20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的。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提出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和柯霍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认为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执行。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neralEducationBoard，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大众教育委员会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大众教育委员会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第一家明确着眼于全球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慈善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20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抗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的粮食种植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