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早早地叫醒，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了早祈祷后迅速吃些早饭。父亲让我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并要求我们背诵。然后，我们每人轮流朗读一篇诗篇或《圣经》里的另外一节。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父亲严厉而不失温柔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所念内容的意思。嬉笑打闹或者中途插话是绝对不允许的。祈祷总共需要10~15分钟。母亲和我姐姐巴布斯都不参加祈祷。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锻炼身体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围通过第五大道前往市中心。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温思罗普只能滑到第72大街，而内尔森和劳伦斯经常滑到第96大街。开着纳什轿车跟在我们身后、准备在我们精疲力竭时接上我们的是爱尔兰康坎农家的三兄弟之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马夫，后来都或多或少学会了开车。他们很不习惯坐在车里，最喜欢的是驾驶我们的电动车。电动车在亨利·福特的T型车问世之前非常流行，因为它就像是四轮马车，司机像马夫一样弯腰坐在上面。

林肯学校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学的私人学校，不像男孩上的勃朗宁或圣伯纳德，也不像女孩上的蔡平或布里尔利。那里的学费相当低，具有竞争性，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学校对男女生都开放，其生源构成在市里很有代表性。在我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来自富裕商人或银行家的家庭，大多数同学来自中产阶级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着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Zorach）的儿子。有几个孩子来自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移民。我的同学都很聪明，而且-跟我一样-对活动的兴趣大于对体育的兴趣。

当时，林肯学校与纽约所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其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父亲热烈支持约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学校改革，并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父亲和林肯学校的其他创始人们相信，现代学校必须不仅仅是灌输公式数据和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场所；学校必须成为学生学习如何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地方。经营林肯学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CollegeofColumbiaUniversity），早年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支持来自大众教育委员会，是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

林肯学校强调孩子们有学习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数课程中，我们没有教科书上具体的阅读作业，而是被要求去图书馆搜寻资料。从根本上说，老师教我们的是如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灌输给我们的知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拿我来说，我在阅读和拼写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师们根据“进步型”教育理论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我只是读得比较慢，会自己成长起来的。结果，我的阅读能力以及我的拼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约翰-在朗读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难。

在另一方面，我在林肯学校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终身对历史的兴趣要归功于我的六年级老师埃尔米纳·勒克-是他把过去描绘得栩栩如生。虽然在某些方面，林肯学校造成了我后来的措手不及，我还是在17岁那年进入了哈佛大学，并在那里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学校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