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时记忆之一就是锡尔港。当时有报道说，有一条死鲸鱼在附近岛屿被冲上了岸。父亲安排了一条船，带着全家人去看死鲸鱼。当时，我才3岁，被认为太小了，不能跟他们一起去。我记得自己站在码头，眼看着别人离开，痛哭流涕，向我的家庭教师哭诉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鲸鱼”，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看到鲸鱼了。

到了1900年，巴港已经成为新英格兰最时髦的避暑胜地之一，与罗得岛的纽波特齐名。同在弗伦奇曼湾蜿蜒的海岸线上，巴港到处都是围着山墙的富人豪宅，港口停满了大型耀眼的游艇；而9英里之外的锡尔港却安静得多，也保守得多。我父母觉得巴港太过华丽、太过炫耀，很少去那个地方。像无线电业的阿特沃特·肯特、金宝汤公司的多兰斯和芝加哥的波特·帕尔默这样的富豪家庭常常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会。乐队在他们豪宅外的水面上停留的游艇上彻夜演奏，人们通宵达旦地狂舞，快艇载着宾客来回穿梭，觥筹交错。

我父母反对这种奢侈的炫耀之举，尤其是因为他们大量供应烈酒，即便是在禁酒期间。关于巴港的上层社会，有许多谣传，甚至有人说肯特先生养了一个情妇！当然，对于这种流言，我当时年纪太小，主要是从我哥哥们那里听来的。

夏天，父亲把大量的时间花在55英里长的马车道上-那是他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修建的-以及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NationalPark）里骑马、驾车。这些都是工程设计和细致规划后创造的奇迹，展现了海洋、山峦、湖泊和森林的迷人景色。

父亲不喜欢划船，很少在水上冒险。他喜欢室外的地面活动：比如骑马、驾车，喜欢在丛林中漫步。这令母亲大为失望-她是在纳拉甘西特湾的一个水手家庭长大的。最后，父亲买了一艘36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取名为“杰克塔”的扫雷船，显然是送给我哥哥们的礼物。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我乘坐这艘船的时间不多，虽然在我17岁那年，我和一个朋友一起驶船向东穿过帕萨马寇地湾危险四伏的水域，到过100英里外布伦瑞克的圣安德鲁斯。“杰克塔”没有马达，因此，为我们家族工作了许多年的奥斯卡·巴尔杰船长坐着龙虾船跟在后面，以防两个极其缺乏经验的水手遇到真正的麻烦。

我一直非常喜欢缅因州，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在那里避暑的时候，有一种离群索居的感觉。我们有一大家子仆人、家庭教师，但因为在艾里什么都不缺，因此我从来不在俱乐部上网球课，也不去西北港游艇俱乐部跟其他孩子们一起上帆船课。我从来没有像在锡尔港避暑的大多数孩子们那样成为某个集体的一部分。当时，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缺少了什么。我喜欢一个接一个的法国家庭教师-他们是父亲挑选来陪伴我们的-而且他们都竭力地讨我的欢心，但是他们远远代替不了与我同龄的孩子们的陪伴。

在我的甜蜜记忆中，我的保姆们-实际上是家庭女教师，她们总是处处保护我。我的第一个保姆阿塔·艾伯森-不知何故我当时叫她“宝贝”-一直把我带到了10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驻菲律宾的美国军队里当护士。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从她那里听说了芒果的甘美。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去亚洲时就亲口尝了尝，从此它成了我最喜爱的水果。“宝贝”之后是弗罗伦斯·斯凯尔斯，我当时叫她“猫咪”。她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温柔、甜蜜的女士之一。在我忙着摆弄自己收集的甲虫时，她就给我念书。

我姐姐的家庭教师里贾纳·德帕蒙是个俄罗斯贵族，她的全家是在革命期间逃出来的。她长得很美，黑头发，黑眼睛。她的法语说得很好，但几乎不会英语。她很善良，经常跟我一起玩一种叫做“贝加蒂”（Peggaty）的棋盘游戏。我玩得很好，或者说自认为玩得很好，因为她通常都会让我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