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主义者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ThroughFabianEyes）。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在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持的是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

韦布夫妇和其他费边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奠定了贝弗里奇的研究基础。贝弗里奇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该学院也就是我后来进修的地方。贝弗里奇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这种福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得到认可。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要从事什么职业。我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我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的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担任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时让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与我后来听到的他在加拿大的强硬、古怪、遥不可及的口碑完全不相符。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渥太华的金先生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作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的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我在他人面前建立起诚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我决定在哈佛大学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着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我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所大学学习，我将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