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中旬，我和迪克·吉尔德参加了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大会，观看了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兰登的提名-提名他与深得人心的罗斯福总统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竞争。我们家族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支持共和党-祖父告诉我他在1860年投了林肯的票-而且我也一直把自己当做共和党人。该党的忠诚党员们对竞选获胜的概率感到悲观：进步派反对新政，但看到了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必要作用；保守派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希望回到19世纪的自由世界。两派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大会结束后，我和迪克回到剑桥，再次住进了艾略特楼的老套房。迪克进了哈佛商学院，而我则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了艰难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我开始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凯恩斯关于通过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活动的颇具争议的想法在业内外的广泛领域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那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熊彼特。事实上，我在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学术顶点就是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熊彼特是公认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奥地利的政坛一直很活跃，并在1919年担任过短期的财政部部长。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维也纳经营过一家私人银行。1932年，他来到哈佛大学。我于1936年秋季遇到他的时候，他已是50多岁了。

熊彼特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经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旧秩序扞卫者。他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应对大萧条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失业率，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然而，他否定了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没有政府的干预，资本主义经济就会遭遇长期的大量失业和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

熊彼特担心，凯恩斯主义会用政府控制永久性地取代正常而健康的市场运作。这些“异教邪说”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对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方面产生的影响，令他感到极其不安。

熊彼特拥有矫健的身材，一身贵族的打扮，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赛马比赛。他很喜欢女人，据说有过许多漂亮的情人。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说自己有3个人生目标：要成为他那一代人当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情人和最伟大的骑手，但是他感觉自己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至少在马术方面！与大多数哈佛大学教授不同的是，他身穿精心裁制的时尚西服，口袋上方露出一方丝绸手帕。他总是急匆匆地走进课堂，从口袋里抽出手帕，冲着教室一甩，然后折叠起来，仔细地擦拭一下自己的眉毛和正在谢顶的脑门，然后才用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开始上课。”

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了着名经济学家的保罗·萨缪尔森那个学期也在听熊彼特的课。保罗已经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而且是个出色的数学家。由于经济学已经非常依赖数学分析，因此熊彼特经常叫他到黑板前，写下我通常不理解的复杂的经济学公式。我是在对微积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学习研究生课程的，而微积分那时已经成了经济分析的关键。虽然我的大学论文论述的主题涉及了经济学，但大学期间我只上过两门经济学基础课程，需要补学的东西有很多。

保罗那令人钦佩的经济学知识使我对自己非常一般的背景知识更加感到自惭形秽。但是，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走到教室外面的公告栏查看我们公布的分数时，我又惊又喜地发现，我得了一个A-，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站在那里，正为自己激动的时候，保罗走了过来。他得了一个A，看上去也是喜不自禁，直到他看到了我的得分，正排在他的名字上头。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显然，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新手也能得个A-的话，他的得分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