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的那一年，我结交了几个挚友，但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比我年长将近20岁的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佩德罗来自秘鲁一个拥有土地的名门望族，是极具影响力的《新闻报》（LaPrensa）的所有人和出版商。他在20年前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位，在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过秘鲁中央银行的行长。佩德罗在英国是为了照料家族的生意，但他是个知识分子，每周都会花几天时间在伦敦经济学院旁听几节他感兴趣的经济学课程。他是个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单身汉，给我介绍了几个我自己可能永远也遇不到的美女。

佩德罗实在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因此我给了他一封写给我哥哥内尔森的介绍信。内尔森已经对拉丁美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此举成了一种巧合：罗斯福总统任命内尔森为泛美事务司（OfficeofInter-AmericanAffairs）的协调官，而佩德罗成了秘鲁驻美国大使。

再访第三帝国

1937年的圣诞假日期间，我和比尔到德国旅游。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用木浆做的“毛衣”。我估计，真正的羊毛已经被军队征用了。

在慕尼黑，我们目睹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将军的隆重葬礼。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的真正领袖，是1923年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时的同伴。前所未见的浩大人群挤在慕尼黑的主干道路德维希大街上，沿街两侧站着直挺挺的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我和比尔挤到前面的时候，葬礼的队伍开始经过，希特勒走在迈着正步的士兵们的前面。就在他大摇大摆地接受胳膊僵硬的纳粹军礼，在雷鸣般的“胜利”的口号声中从前面经过的时候，我用我的莱卡相机拍下了他当时的形象。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那群人那样的疯狂崇拜劲儿，也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崇拜所代表的强烈的不安。

在经历了那次叫人头皮发麻的事件以后，剩余的假日我是在法兰克福跟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好朋友恩斯特·蒂弗斯一起度过的。恩斯特·蒂弗斯的父亲是德国着名的实业家。我们参加了几个聚会，包括法兰克福上流社会似乎沉醉其中的一个极度奢侈的化装舞会。通过交谈，我得知许多人相信，希特勒要求归还德国领土的强硬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虽然没有人愿意提出抗议。我还觉得，日常生活的日趋军事化、恐怖的纳粹思想，以及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的残酷迫害，已经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和焦虑心理。人们似乎非常害怕说错什么话或做错什么事。“嗨，希特勒！”是所有人必须使用的问候语。无论什么时候遇见纳粹官员，人们都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样子。我所参加的那些晚会中的欢快气氛显得做作、空虚。我带着对未来的忧虑回到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