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纽约之时，几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的安抚政策最终未能平息希特勒的行动，也没能改变他创建德意志大帝国、让德国再次凌驾欧洲的目标。随着不可抵挡的闪电战吞噬了波兰，我读着报纸、听着广播，心中感觉越来越恐惧。那是一种新型战争，我不由得为自己以及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未来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住在“基魁特”对我来说在几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离佩吉·麦格拉思很近。我父母会来过周末，若非如此，我便是独自一人。我把祖父卧室旁边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书房。吃饭的时候，我听着管风琴的乐声-听起来像是钢琴，我尤其喜欢《蝴蝶夫人》（MadameButterfly）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andIsolde）的咏叹调。一旦我需要在知识探索的征途中喘口气，或者在面对“白纸一张的恐惧”时，我可以打高尔夫球、骑马、到娱乐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孙河的树林里散散步。这种日子的确很惬意。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我的论文写作，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没有教授可以依赖。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针对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主题撰写出体现创新思想的文章。

我的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的一方面：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率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哈耶克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信赖的是市场因素，而凯恩斯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认为，只有政府干预-包括赤字财政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结合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才能使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恢复到全面就业和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我所探讨的论点涉及范围较窄-工业产能的应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在那个时候，雇用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包括汽车厂、钢铁厂等-是美国经济领域里唱主角的。由于大萧条的原因，这些工厂中有许多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严重的个人困境。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往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水平。我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