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都通过年度预算赤字在经济领域投入了资金。虽然形势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出现了缓慢的好转，国家还是有一支庞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业队伍，工业产能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闲置着。经济学家研究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觉得有很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准确地定义其所使用的术语，而他们的结论如果得以应用，有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不明智的财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TheBrookingsInstitutio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预的意见。有一个栏目提出“超低消费是一种痼疾，是工业组织现有结构形式所固有的”，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制订一个永久性公共计划，消除借贷限制，增强政府在经济生产计划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于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订明智的计划，就只能由其他人来担当这个角色了。

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我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我发现，这些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种不健康的错误认识，即把闲置和浪费等同了起来。事实上，闲置并不等于浪费。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厂关门的原因是品位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么重新开张就是一种浪费。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此类研究认为，产能没有得到应用或造成资源闲置-并由此导致了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不论当时的情形好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作出了自私的决定：保持低产量，以便获取高价格和巨额利润。

我发现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决定不使用其部分产能的原因有很多：购买材料的困难、季节性波动、高赋税、政府管理过度，甚至是他自己没能正确理解市场。如果某工厂因为技术或者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而关闭，则工厂继续运营所造成的浪费更多，还不如将其铲平，另起“炉灶”。

我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从务实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做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削减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我对于商人的决策过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曾经教过我的经济学家的思考模式。但是，当我今天再次阅读我的论文时，很显然，对我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哈耶克和奈特，还有我的祖父。

在论述像他那样的商人的行为时，我指出，那些认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唯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力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换句话说，经商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完成自己制订的计划，实现重要的目标，创建某种不朽和无价的东西。我论述说，除了利润方面的动机和个人的满足感之外，商人决策的基础不仅是分析评测其决策对盈亏表和收益报表的影响，而且还有对其工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影响。

祖父一定会赞成这些论点。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我在自己的事业中，一直试图践行这些原则。

我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于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论文。我后来还清楚地记得将自己的论文终稿装进信封寄给奈特、瓦伊纳和兰格教授的情景。跟所有作者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读者会有何反应，但我确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很完美。我的论文委员会认可了我的论文。4个月后，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