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阿尔及尔的时候，戴高乐与吉罗的亲密关系已经濒临破裂。两人用10个月的时间不断阴险地调动部队对付对方。戴高乐在政治斗争中显然占了上风，但获得胜利却绝非板上钉钉的事情。对他们两人的冲突，需要开展扎实的情报工作，不仅因为这种争斗会对战争产生影响，也因为它可能会对战后法国产生影响。

北非联合情报署（JointIntelligenceCollectionAgencyNorthAfrica，JICANA）是从美国各个情报部门抽调的大约10名军官和30名军人组成的。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泰勒姆利大街，军官们住在街对面的一栋私人别墅里。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在北非活动的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并将情报转送华盛顿和伦敦。北非联合情报署的作用是充当情报交换所和邮局的角色。这项工作并不很繁重，军官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用于品尝当地的美酒，四处搜寻黑市餐馆，享受不向大众提供的定量配给美味。

我对这项工作感到十分失望。我曾经相信自己会参与那种能够用上我的专业培训的积极得多的情报收集工作。我的上司拜伦·斯威策上校的感觉却不一样，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情报背景的工程师，他认为北非联合情报署没有必要搞自己的情报。我到后不久就给父母写信说：“似乎谁都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

核对他人准备的报告几个星期以后，我感到越来越烦躁，便问斯威策上校我是否可以自己试试报告该地区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情形。犹豫片刻之后，他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开始从无到有创建我自己的情报“网络”。

老实说，这种任务对于我这个位置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是个少尉，却在跟已经成规模的情报部门-包括威廉·多诺万上校的战略情报部-竞争。但是，我也有些优势。我会说法语，比大多数人都理解政治和经济形势。此外，我持有写给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的介绍信，而其中的两人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在北非的总经理亨利·谢瓦利尔在阿尔及尔已经生活了多年，在北非各地的商圈里拥有大量的关系。亨利把我介绍给了几个殖民地移民（法裔阿尔及尔人）和一些在德国占领北非后离开法国的人。在那些离开法国的人当中，包括艾尔弗雷德·波斯-国家商业银行北非分行系统很有影响力的负责人，他把我介绍给了权势显赫的阿拉伯商人和政治领袖。

我父亲的老朋友麦肯齐·金（MackenzieKing）总理替我写信给加拿大驻北非的高级代表乔治·瓦尼埃（GeorgeVanier）将军。我与瓦尼埃将军建立起来的友谊又让我联系上了盟国外交界的一些人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若非如此，我是很难与这些人见面的。瓦尼埃的武官莫里斯·福戈特上校邀请我跟一群武官一起参加“摩洛哥十日游”。那次旅行使我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加深了我对法国在北非岌岌可危的地位的理解。

我还开始接触盟国外交圈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里的高级人物，包括坚决支持吉罗的罗伯特·墨菲大使-正是他为盟军在北非的登陆铺平了道路。我还见到了墨菲的几个着名副领事，比如后来跟我一样也加入了大通银行的里奇韦·奈特。我正是在阿尔及尔第一次结识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创始人、当时负责战场心理战计划的威廉·佩利和他当时的副手之一、后来成了《财富》杂志出版商的C·D·杰克逊。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建立了一个范围广大、人数众多的情报网络，使我能够深思熟虑地报告北非当前的政治形势。斯威策上校看到了我的工作成绩，便主动给予帮助，甚至批准我短暂出访阿尔及尔、摩洛哥和突尼斯各地-驾驶吉普车走大约一万英里-以及用两个星期时间访问开罗和伊斯坦布尔，以便加深我与法国情报官员的联系。我们估计华盛顿方面的反应是肯定的，因为我没有被喊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