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开展的关系中，最有价值的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指挥部的内部。尤其有两个人能让我获得吉罗与戴高乐之间纷争的内幕消息。母亲的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戴高乐的副官艾典·伯林·德罗齐尔。跟戴高乐的大多数随同人员一样，艾典与大多数美国人都保持着冷冰冰的距离，但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为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更加爽快的是吉罗的副官利昂·德罗森。从俄国革命中逃出来避难的利昂从底层一步步上来，成了菲亚特组装厂在普罗旺斯的主任。1939年，他加入了法国的外国兵团，1942年年底当上了吉罗的副官。我和利昂成了好朋友，他非常愿意为我提供有关戴高乐与吉罗之间争斗的情报，因为-毫无疑问-他感觉这种情报能够传送到华盛顿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

连利昂也意识到，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以及他与保守型政治圈子的关系，使得他很难赢得与戴高乐的政治斗争。在另一方面，戴高乐则既精明又无情，逐步地占了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吉罗变得越来越孤立。当我驱车行驶在阿尔及尔的主要街道-共和国大道-的时候，我看见法国三色国旗旁边飘起越来越多的蓝白洛林十字旗-那是戴高乐的解放标记。

1944年4月，斗争结束了。戴高乐将吉罗挤出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将他流放到奥兰附近的穆斯塔加奈姆。几个星期以后，也就是吉罗幸免于一次暗杀企图后不久，利昂邀请我周末去看他们。我跟将军谈了几个小时，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越狱的经过、他在法国南部几个月东躲西藏的日子，以及在那几个星期里他如何与盟军谈判，从而使其进驻北非的。吉罗是个颇具军人气质的骄傲的人，带着尊严悲伤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他让我看到了政治形势-该形势对战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向华盛顿作了汇报。

我的许多报告都集中在马格里布各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中间力量越来越强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上。我在一份报告中说：“德国在北非阿拉伯人中的宣传不再起作用，阿拉伯人支持盟国。在阿尔及尔，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没有根本的敌视……阿拉伯人主要反对的是殖民地移民……北非穆斯林的最终目标据说是要取得与其他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

我很清楚，尽管阿尔及尔已经被纳入“作为宗主国的法国”，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却仇恨法国的控制。1960年的阿拉伯起义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推到了高潮，这种意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初见端倪。然而，独立目标的实现经过了一次惨烈的殖民战争，法兰西共和国因此差点崩溃。

虽然我在北非的职责并不危险，但却出现过几次极端的险情。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一次是在我从摩洛哥到奥兰的常规飞行中，而且并不是因为敌人的炮火。当时我正乘坐一架DC-3，凑巧跟阿德莱·史蒂文森同行-这位美国海军部长的助手当时正在执行任务。我们遇到了严重的湍流，但真正的问题是云层的遮盖让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方位而在奥兰着陆。飞机没有配备雷达，飞行员盘旋了很长时间，希望能够找到浮云的缝隙。我从飞行员的肩膀上方看过去，发现燃油指针正恐怖地指向零。飞行员明显露出紧张的神色，阿德莱脸已经绿了，我的脸色恐怕也没什么两样。万般无奈之下，飞行员驾机穿过云层，以辨明自己的位置，希望我们不会撞上沿海的山梁。我们不知下降了多长时间，最后终于穿过了云层，到达了大约100英尺高的降落地带。飞行员安全着陆，可怕的飞行在平淡无奇中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