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4日，德国投降，巴黎欢庆欧洲胜利。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晚上的巴黎成了狂欢庆祝的海洋。使馆关闭了，我们都走上街头，参加了通宵的欢庆聚会。那天夜里，以及在那以后短暂的时期里，我们经历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巴黎人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而对我们友好备至！

巴黎-作为一座没有被战争“染指”的城市-在我看来是最美丽的地方。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实际上让城市变得更加光彩照人。汽油是严格定量供应的，因此街上基本上一辆车都没有。我每天早上步行穿过塞纳河去使馆，只是偶尔见到一辆汽车。然而，街上满是骑着自行车从市场回家、胳膊下夹着长长的面包的妇女；她们小心翼翼地把长裙坐在车座上，因为骑车的时候裙子会兜风飘起来。

我急切地想回家，但还没有挣够退伍所需要的“点数”。在这个时候，史密斯将军派我执行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任务。其中的一个任务-那是在德国刚刚投降10天的时候-把我带到了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盟军的炮火几乎摧毁了这两座城市，破坏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在法兰克福，我自193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我在哈佛大学的老朋友恩斯特·蒂弗斯。战争一结束，恩斯特就志愿为美国占领军工作。我们的会面很不容易，而恩斯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让朋友听来实在悲哀。他从来没有加入纳粹，但为了保住他们家族生意的继续运转，他作出了让步，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念。

在慕尼黑，我回到了1933年曾经在德弗莱格家住过的大街。街上到处都是瓦砾，大多数房屋已经被摧毁。德弗莱格家的房子侥幸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一家人在门口迎接我。见到我，他们又惊又喜，纷纷围上来问个不停。看到他们我非常高兴，也为他们躲过了战争的劫难而感到宽慰。但是，经过那么多年再次见到他们，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可怕激情如今将我们分开了：迪克·吉尔德、沃尔特·罗森和比尔·沃特斯的死，我亲眼看到的法国和德国遭受的破坏，还有我离开我们家而荒废的年华。德弗莱格一家并没有发动战争-的确，他们因为这场战争而遭受了磨难，但是，恐怖的悲剧是从那座城市开始的，而仅仅几年前，我还曾经亲眼看着它的“恶魔天才”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行走。

第二天，我参观了达豪，臭名昭着的集中营很不相称地依偎在慕尼黑以北柔美的山峦中间。集中营里的囚犯已经被解救了出来，但人们还能看到他们曾经住过的营房，以及焚烧那些形容枯槁的尸体的焚尸炉。岗楼下面，碎衣片仍然挂在锈迹斑斑的铁丝网上。它使我理解了过去从来没能理解的纳粹政权的恐怖，而其全面的内涵，我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发现。

1945年8月，温斯罗普舅舅转道巴黎来看我。我们谈起了我将来的打算。他说，大通国民银行-他是那里的董事长-是我可以选择的合理道路。我没有给他明确答复，但我表示要认真考虑一下。

10月初，我接到命令回华盛顿。我给佩吉写信说，我无法知道动身的日期，知道后也不能通知她。佩吉已经急不可耐，便赶到华盛顿，住到内尔森在福克斯豪尔路的家。整整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开车去机场，焦急地在到港的军人中搜寻。每天，她都失望地回家。当我终于挤上一架飞机以后，飞机却在纽约着陆了。我立刻给她打电话，但我第二天才能赶到华盛顿与她重逢。

我和佩吉欢天喜地地再次团聚。当我看到我的3个孩子-戴维、阿比和内瓦-时，简直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是他们的父亲，而不是跟他们争抢他们母亲的时间和关怀的对手。

战争的代价是惨重的。在我不断旅行、结识有趣的人的同时，佩吉却有着另外一番经历。她承受着定量供应的限制，以及我再也回不了家的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那是她度过的孤独而艰难的年月。我所不知道的是，她正与她的母亲进行一场令人困惑的斗争。她母亲仿佛把她当成了一个孩子，告诉她如何穿着，如何装饰我们的家，如何抚养孩子们。佩吉对此非常痛恨，但又感觉无力抵抗，直到多年以后她才告诉我这一切。她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她的抑郁症一再发作。

佩吉与抑郁症斗争了20多年。她的转折点是在她摆脱她母亲、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最后，她克服了自己的问题，而她一生中的最后20年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与我同辈的人们经常谈论他们戎马生涯的是是非非。我本人觉得战争给我带来了益处。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困惑、迷茫，但不久就学会了适应，然后又学会了如何为我的国家有效地应用我新掌握的技能。回顾战争年代，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后来的大部分所作所为的一个价值无比的培训和检测场地。我发现了与地位显赫的人建立关系的价值-那是实现实实在在目标的一种途径。那也是我后来在一生当中遵循的关系网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