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原本希望在完成任务以后能够留在法国，但部队却另有安排。我被派回阿尔及尔，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凄凉孤独的圣诞节，同时等候新的安排。终于在1945年2月，我刚被提升为上尉，就接到命令，要我作为助理武官到巴黎报到。

几个星期以后，拉尔夫·史密斯将军被任命为武官。史密斯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法国服役，娶了个法国妻子，法语说得很好。他曾经在太平洋参加过战争，指挥了1943年对马金岛的进攻。史密斯将军带来了他的副官沃伦·T·林奎斯特（林迪）上尉-他曾在马金岛英勇作战，获得了银质勋章。我和林迪成了朋友，与史密斯将军也相处得很好。他让我们跟他一起住在圣盖梅恩大道的住所里。我作为一名助理武官的职责又一次变得模糊不清。史密斯将军是名战斗指挥官，没有什么情报工作的经历。我告诉他我在北非和法国西南所做的工作以后，他建议我设立一个类似的政治经济情报部门，直接向他负责。他安排林迪和两名少尉-其中之一是理查德·达纳，在纽约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战后跟林迪一样都为我工作-与我一起工作。

我围绕着戴高乐政府成员的各种关系开展了情报工作。很快，我们就汇报了临时政府及其内部纠纷的情况。我们密切关注与我们竞争的法国情报部门-军事情报局，也就是戴高乐的秘密部门-以及吉罗残余的情报力量。我们听说戴高乐的情报部门首脑雅克·苏黛尔在经过“激烈的内阁讨论”后被开除了，代替他的是安德烈·德韦夫林，其掩护身份是帕西上校。据信，这个上校曾经是一个右翼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在1937年的一次政变企图中差点推翻了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我曾在头年作过一份有关帕西的报告，“在阿尔及尔，没有几个人更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害怕、厌恶、不信任……他已经公开宣布要控制法国的警察部门，这样他就能清除他眼中的不良分子”。

我有点幼稚地向美国军方指挥官们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要求获得有关法国情报部门的所有资料。毫不奇怪的是，帕西上校获悉了我的调查。虽然人人都是那么做的，但被人抓住探听盟友情况却是很不适宜的。没过几天，帕西上校就把我唤到他的办公室。他似乎心情很好，友好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我们愉快地闲聊了一会儿后，他说道：“洛克菲勒上尉，我们已经明白你希望获得有关我们工作的情报。”他看着我，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难道不是吗”，我点点头。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看到我痛苦。“可是，我亲爱的上尉，”他接着说，“真的，如果你干脆直接跟我们要，所有这些对你都是公开的。请告诉我你要什么，我们会很高兴向你提供的。”我感谢了他的好意，急忙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幸运的是，并非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我们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越来越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断编制报告。戴高乐在1945年的秋末惹了一身的麻烦。当法国人开始成立正式政府、起草新宪法的时候，他的自负、专断和一意孤行-这些品性是他在阿尔及尔政治上战胜罗吉的关键-给他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失去了权力。

虽然我们的大部分情报来自我们自己的情报网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在史密斯将军住宅里招待法国高级军官吃饭时获取的。储量丰富的酒窖和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被证明是让人开口说话的最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