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似乎是启动变革程序的绝好地方。大通银行在巴拿马和运河区已经运作了25年，拥有综合领域的所有银行存款的50%。我们融资的对象有经过运河的运输费用、蔗糖和香蕉作物的出口，以及巴拿马和科隆当地商人的生意。但是，我们的存款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贷款，因而我和巴拿马的经理一致认为，大通应当把我们当地存款的更大一部分用于促进巴拿马的经济增长。

首先，我们在孤立的西部省份奇里基省的一个小城开了一个分行-该城镇恰好也叫戴维-以便为牧场主提供贷款。没怎么接触过信贷的牧场主们觉得无法开发他们的经营，因此我们启动了把他们的家畜当做抵押物来为我们的贷款担保的做法。1951年，我为了分行的开业前往戴维，跟大家一起在抵押给我们的一些牛身上烙上大通银行的标志！

我们通过提供信贷，使得牧场主们能够扩大他们的经营，为银行带来大笔收入，并为大通银行赢得了名声-一家外国银行致力于造福巴拿马人民。随着拥有并经营运河的民族热情的上涨，大通银行协助开发当地经济的意愿在维持我们的有利地位方面变得十分重要。

甘蔗与古巴革命

“安的列斯的珍珠”-古巴-有同样诱人的机会，但在政治稳定性方面呈现出一些重大风险。自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在古巴的经济中已经建立起垄断地位，而该国的经济也已经严重依赖于甘蔗的生产及其向美国市场的出口。

虽然大通银行是美国银行界在为蔗糖作物融资方面的领袖，但蔗糖的出口仅占该岛商业经济的20%。在其他经济领域-烟草、采矿或旅游-我们的介入微乎其微，或者干脆为零。我认为，大通应当建立更加广泛的基础，而且应当立刻动手。我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至少在当时来看是这样。我建议购买某一家拥有现成分支系统的当地古巴银行的股份。获得总部批准后，我开始与古巴信托公司-它是规模最大、经营得最好的古巴银行-总裁进行谈判。由于古巴民族自豪感这个主要原因，我们的提议如石沉大海，因此，作为替代方案，我们在哈瓦那又开了两家分行。

幸好我们在购买银行方面没有成功。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推翻了专制的巴蒂斯塔政府。虽然《纽约时报》将卡斯特罗描绘成一个“民主而反共产主义的改革家”，形势的发展却截然相反。

卡斯特罗在几个月时间里就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他没收了价值20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包括大通的所有分支机构。幸运的是，他忽略了由1700万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担保、贷给古巴政府有待偿还的1000万美元贷款。我们卖掉了抵押物，迅速补偿了我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