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8年的备忘录中，将大通在波多黎各的地位描写为“令人扼腕悲叹”。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4年就曾经亲自授权设立分行，但在这些年里，几乎丝毫没有开展开发其潜力的工作。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个案里的民族主义，虽然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银行的经营都是一种威胁，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良机。1948年，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LuisMu？ozMarín）总督-他一直在领导着旨在为该岛屿获得“自治政区”地位的努力-开始实施“经营自主”计划，拟开发岛屿的资源并使之多元化。在我看来，这是大通银行扩展业务的一个现成机会。

我与穆尼奥斯·马林和他那精明能干的经济开发秘书特多罗·莫斯科索非常熟悉。由于信贷是他们开发工作的关键，我们便介绍给他们一个计划，贷款给私人买家购买政府拥有的企业。比如，我们借给费雷兄弟100万美元来收购一家钢铁厂。

最后，大通银行成了岛上领先的“外国”银行之一，并且在我们收购人民银行的努力被断然拒绝之后，我们增加了在岛上的大通银行分行的数量，然后在波多黎各盖了一栋由斯基德莫尔·奥因斯与梅里尔设计公司设计的漂亮的楼房作为总部。

到了1949年年底，我们在“南方”分行引进的变革已经开始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我们传统的代理业务稳步增长，我们的新业务也毫不逊色。与我在欧洲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加勒比分行的员工们似乎更渴望接受新思想。其中的一个新思想是聘用并提拔营业地点所在国家的公民。此举向当地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们的意愿是要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伙人。聘用合格的当地人员是大通银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我们在世界各地强劲扩展而开始遵循的一项政策。

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加勒比的分支系统已经成为我们海外业务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我急于把我们在加勒比的战略-开设分行、购买当地银行、开展新的贷款活动-当做一种扩展模式，应用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中最迫切的是用于南美的一些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