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价格在人们进行选择方面的影响力，而政府竟然没有经常使用这种工具去引导民众的行为，真是咄咄怪事。例如，开展群众健康运动可能是个好办法，教育人们认识到某些不良行为的危害，例如吸烟和吸毒。不过要让人们戒烟戒毒，它的作用远远不如价格那么有效。尼克松总统发动“向毒品宣战”已经30多年了，毒品仍然泛滥。1988~2009年，12年级学生承认自己在最后一个月接触毒品的比例从16%上升到了23%。而同期青少年吸烟的比例从28%降到了20%。这真是个悖论。青少年购买香烟是犯法的，但成年人则没问题。对比之下，买卖毒品却不分年龄，实际上都是犯法的。在伊利诺伊州即使持有少量毒品，一旦被抓住，就可能被判入狱1~3年。不过考虑到这两类有害物品价格的演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容易解释了。自从1990年以来，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香烟销售，加大了对香烟的收税力度，市税、州税和联邦税等一系列税收大约翻了一番，平均每包香烟课税高达5。20美元左右。2010年7月1日，纽约市香烟的最低价格上涨了1。60美元，达到每包10。80美元，其中7。50美元是向联邦、州和市政府缴的税额。相比之下，2007年纽约街头可卡因的零售价是每克101美元，比1991年下降了27%；海洛因的价格下跌41%，降至每克320美元。价格下跌表明，那些试图禁止毒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政策未能奏效。但它也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幅提高价格，就能使青少年远离毒品。与一场失败的“反毒品战争”相比，使毒品合法化，加强监管，课以重税，可能才是抑制毒品泛滥最有效的方法。

考虑一下对燃油价格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会带来什么后果。在美国，廉价的燃油使人们越来越远离工作单位、学校和商店去找更大的房子。1997~2007年，美国人上班的平均路程从7英里（约11公里）增加到11英里（约18公里），平均住宅面积则从1750平方英尺（约163平方米）增加到1807平方英尺（约168平方米）。

欧洲城市很少这样无计划地扩展，那里的城市受到历史的局限：它们都是几百年前建设的，长途跋涉既费时间又费精力。法国大革命时期，国王路易十六从巴黎逃到瓦雷纳，150英里（约240公里）的路程花了21个小时。欧洲现代城市的扩张受到燃油税的制约：欧洲人在燃油上花的钱是美国人的2~3倍。休斯敦总人口与德国港口城市汉堡的差不多，但是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却少了2500人，这就是原因之一。

尽管美国和西欧的城市规划结构不同，但它们都与前苏联阵营的城市有巨大的差异-在那里，价格在土地配置上几乎不起任何作用。70年政府专制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满目疮痍，到处是破旧不堪的厂房，住宅区则被挤到了市区边缘。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修建的公寓房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扩展，越往外越拥挤。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以后，世界银行关于城市的一些规划与住宅融资专家作过研究，他们发现，莫斯科市区建筑面积的31。5%被工厂占用，而首尔只有6%，香港和巴黎只有5%。在巴黎，人们只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就可以很舒服地住在市中心附近，人口密度在离市中心3公里左右的区域达到高峰，而在莫斯科，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离市中心有15公里。

从多角度来看价格，清楚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千差万别的行为方式。运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远距离运输的成本，推动了19世纪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历经进化，人类肌体本来已经适应了食物匮乏的环境，科技进步却使廉价的食物唾手可得，过多的热量囤积必然造成更多的人患上肥胖症。

理解价格的力量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到那些不允许价格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几年前我去过古巴的圣地亚哥，一个衣着脏兮兮的妇女开车带我观光。她的身份让我大吃一惊，竟然是该市一家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就像童话里描写的女巫，瘦骨嶙峋，活像一根芦苇秆，两颗门牙都掉了，她说那是营养不良造成的。1991年苏联解体，切断了古巴的经济命脉，整个古巴饥荒蔓延。她有一辆破旧的拉达轿车，头脑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她和流浪者没有什么两样，只能在黑市上挣点小钱，勉强维持生活。她开车到处拉客，偶然捡到路过的卡车掉落的一包雪茄，拿着到处叫卖。她拉着我到处转了一整天，收了我10美元。古巴的集体所有制怎么能让一个儿科医生来开出租车挣钱，还觉得这样的交易挺合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