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它的威力强大，所以价格之类的问题必须谨慎对待。漫不经心乱拨弄，必然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担心出生率低，澳大利亚政府2004年5月宣布，从当年的7月1日起，给生孩子的家庭发放3000澳元的“婴儿津贴”。该决定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些临近预产期的孕妇，有的取消了原定的剖腹产手术，有的千方百计推迟生产，让孩子留在肚子里，造成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少，而7月1日出生的婴儿的数量创下澳大利亚30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1696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发明了窗户税，即按每家窗户的数量课税，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10个窗户以下的家庭交2先令，10~20个窗户的交4先令，20个窗户以上的交8先令。按窗户征税是合乎逻辑的，数起来容易，征起来也简单。它还很公平，有钱人住的房子大，窗户自然多，应该多纳税。与所得税相比，这样还不会让纳税人反感。可是国王没有料到老百姓的反应，他们为了少纳税，宁可把家里的窗户用砖头堵起来。时至今日，爱丁堡临街的那些堵起来的窗户成了当地一大景观，人们称之为“皮氏图画”，皮氏指的是威廉·皮特，1784年他把窗户税引进了苏格兰。

貌似温和的举措，只要改变甚至触动了民众对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与判断，就可能引发社会震荡。1974年美国实行的“每小时55英里”法定速度限制就是一个例子。“赎罪日战争”以后，由于美国决定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导致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美国被迫实施这一措施以减少石油消费。

在当时的形势下，节油这个目标是对的。但是，这一措施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根本忽略了开车人时间的价值：在这一新的速度限制下，70英里的距离大约要花1小时16分钟，比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多耗费16分钟。考虑到1974年产业工人平均工资为每小时4。3美元，往返距离多花的时间折合成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是1。15美元。

1974年每加仑含铅汽油的价格是53美分。若要节油所得与耗时损失相抵，那么一个普通驾车人需要每次往返节约2。17加仑汽油。而要做到这一点，所有汽车的燃油效率必须大幅提高，例如，雪佛兰萨博班必须降低22%的油耗，本田思域则需要降低50%的油耗。降低最高限速当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驾车人对这一限制置若罔闻。

1984年，纽约州的州际高速公路上，驾车人有83%的时间会超过每小时55英里的限速。他们不惜花费50~300美元安装民用波段对讲机，用以相互提示附近有交警。1966~197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发放了80万份民用波段对讲机执照，而到了1977年汽车上装载的对讲机达到1225万台。交警部门对此作出反应，安装测速雷达；驾车人针锋相对，纷纷安装电子狗。为此，有些州通过法律，宣布使用电子狗为非法。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高速公路紧急节能法案》时是否预料到这一系列后果，我很怀疑。到了1987年，国会把最高时速限制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1995年最终取消了联邦法律中关于最高时速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