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成本收益分析法相对的是政府实行资源配置。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的7年里，美国政府耗费了3000亿美元巨资加大国土安全设施建设。但是一项有关挫败未来恐怖袭击、减少人员伤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耗资空前的安全投入，可能挽救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成本，差不多是6400万~6亿美元。

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应急措施，澳大利亚在国内和国际航班上总共配备了130名空中警卫，每年大约要花费2700万澳元。这些空中警卫也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悉尼至凯恩斯的一次飞行中，空中警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把一个持刀的68岁男子打翻在地，当场制伏。不过根据2008年的一项研究，实施这一计划，每救一个人，就要耗费纳税人1。05亿美元。

所有社会都想尽力实行自我保护，降低风险，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不计成本，我们很容易就做过了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人们自我保护的价格有时不能万无一失，如果坚持一丝一毫的风险也必须完全消除，这样做要花多少钱，我们可能连想也不敢想。因为弄不清某项公共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导致耗费了巨资实施干预，到头来得救的人寥寥无几，更忽视了其他政策-花同样多的钱，能够使更多人受益。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经济师约翰·F·莫罗尔三世发表了一份对几十个法规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其中有的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结舌：1985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关于减少职业性甲醛接触的一项法规，每年得救率仅有1%，按此计算，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成本是720亿美元。

1980年的立法设立了“超级基金”，用于治理全美范围内的严重污染地区，在人类生命价值的量化上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自从1980年以来，该基金共拨款320亿美元，对全美几百个可能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污染地区实施了治理。不过其中有些地区根本无人居住，国家环境保护局却坚持认为这些地区也需要治理，理由是将来可能会有人居住。这些“可能定居者”的生命因此昂贵得出奇。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99个超级基金治理区域的人口研究得出结论，其中只有一处存在污染引发癌症的风险，它也是环境保护局认定的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对加州森尼维尔的西屋变压器厂遍地线路板的旧址进行清理，据分析，可能使202人终生免于癌症威胁，但是清理其他98处污染区域总共能使两人免于癌症。其中6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隐含成本为500万~1亿美元，有67处挽救每个人生命的成本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两处连一个人也挽救不了，因此算式的分母是零，该项成本也就是无限大。

尽管这些项目可能对环境有好处，但是对比世界上其他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做的代价似乎太高了。我们马上可以想到新奥尔良的防洪设施，或者疟疾防治。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持续实施的大规模防治肺结核的计划，2006~2015年共计需要120亿美元。该计划仅仅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国家就可以挽救25万人的生命，当前，埃塞俄比亚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92人死于肺结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