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价值量化方法的最大风险是使经济上的不公平状况永久化。谢林对此提出质疑：“有钱人可以多出钱，只为了少堵一个小时的车或者节省5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要降低他们自己或他们关心的人死亡的风险，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他们认为自己价值高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有钱。”按照这条思路，泰坦尼克号没有为所有舱位的旅客备足救生船是有道理的。各种舱位旅客死亡率的差别-头等舱37%，二等舱57%，普通舱75%-就不会引发争议了。

不过，假如人们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金不公平，那他们怎样看待旨在拯救生命的政府项目向有钱人倾斜，只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于自己的健康和安全，而且不想从事高风险的职业？这个制度完全不顾一个事实，即有钱人愿意多花钱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肢体，穷人则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每一块钱。大公司主管花得起高价接受昂贵的治疗，而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家庭，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花钱看医生的。

这种自我确定价值的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的选择并非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根据人们工作中对金钱与安全的相对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那么黑人会相信他们的价值低于白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黑人在工作中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而风险补偿却低于白人。一项研究根据这方面的数据得出结论，一个蓝领白人的生命价值是1600万美元，相当于同工种黑人的两倍还多。不过我们也很有理由怀疑这种价值计算方法，因为它反映的不是黑人更愿意冒险，而是黑人就业机会少，工资虽然低也只得接受。

诚然，按这个公式计算，贫穷地区的人生命非常不值钱。2005年一项关于墨西哥城工人工资的研究把他们的生命价值量化为每人32。5万美元。1995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评估全球变暖后果的报告中，把贫穷国家的每个统计人口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则是150万美元，从而引起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他们质问，面对气候变化，难道保护穷国人民就是浪费资源，保护富国的公民就物有所值吗？专门委员会只得撤回报告，把缜密的经济分析报表和数据扔到一边，勉强接受了政治上站得住脚的概念，即不分穷国富国，所有人的生命价值一律是10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