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述计算方法含有民主色彩,还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根据人们自己的选择来确定社会救死扶伤的付款意愿,可能把社会引入某种尴尬的歧途。从一场大火中,是要抢救十几个30岁的年轻人,还是要救十几个60多岁的老人?从社会总体福利衡量,去救那些老人应该是不明智的选择。毫无疑问,救年轻人比救老年人可以为社会挽回更多年数的生命。芝加哥大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现在领导白宫下设的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一类价值评定。他建议把政府制定政策的重心放到挽救更长时间的生命上,而不是更多人的生命上,即使这样做会使老年人的生命打折扣。他写道:“挽救年轻人生命的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比挽救老年人生命的项目要好。”不过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60岁以上的人试试。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余生看得和年轻人一样重要,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敢于投票反对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
2002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贯彻管制发电厂的烟尘排放的《清洁空气法》、减少非自然死亡的过程中,引入了一项新的分析指标。它没有像过去那样把人均生命价值量化为610万美元,而是对生命实行了年龄折扣,70岁以上的人的生命价值只相当其他人的67%。
对此,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其他组织的反应非常强烈,环境保护局主管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被迫放弃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不再计算老年折扣因素,”她说,“这种计算方法已经停止。我再重申一次,环保局决策中将不再采用年龄折扣分析法。”后来环保局测算管制柴油机排放的收益,再次采用了年龄折扣法,这时他们反过来抬高老年人。为了在制度中使美国退休人员和年轻人的生命价值相等,它不得不把65岁以上老年人预期年龄中的每年生命价值量化为43。4万美元,同时把其他人每年的生命价值量化为17。2万美元。
依赖人们的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存在风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恐怖袭击中一名获救者的生命价值等于两个自然灾害中获救者的生命价值,这一偏见可以解释美国政府在2005年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时漠不关心的态度,它与投巨资防止2001年针对美国恐怖袭击重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