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儒雅的商人正是高仿LV厂商。他买当季的新款LV，细细拆开再一针针原样缝好。寻找最好的皮革，仔细寻找最接近的线和昂贵的拉链来仿造。他说，他做的包是艺术品，他看包只需要摸一摸、闻一闻便可断定真假。而他做出的成品，他相信专业店员并不能看出破绽。然而，在故事的结尾，他叹了口气说，假的永远真不了。

可现在已经到了真的也像假的的时候了。随便一个小白领都可能买个几百或上千元的仿得不错的LV，或者节衣缩食一段时间都能买个哎哟喂。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这个不可复制的品牌，早已经告别了皇家专用皮革的尊贵，彻底走向了街头，征服了大众，又被大众颠覆。

我还是不能相信仿品能带来同样的效果。就像钻石耳钉的光芒并不比水钻好，甚至还不如后者，但戴它们的感觉却有天壤之别一样。

奢侈品的最高价值就在于昂贵。一旦失去了这一点，它带来的精神头、刺激性就全然消失了，它也就立即泯然众人矣。

发型师那点事儿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热衷于花枝招展地打扮自己，很多人以为我妈也是如此，后来她们见了都觉得震撼。我妈是个鄙视一切女性特质的人，多年来她洗澡只用香皂，自己剪头发，从不做面膜、染发。

可想而知，在纯洁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别的小姑娘梳着整齐的辫子、头上戴着大红纱做的花朵，骄傲地在额头点着红点参加“六一”文艺汇演时，我迈着不情愿的小碎步，可终于还是到了理发店，在我短短的学生头不幸变成更短的萝卜头后，终于发出杀猪似的号叫！

我到现在都没想通，为何一向被认为太过节俭的我妈在理发方面这么舍得花钱，甚至不惜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用冰棍和打骂来利诱威逼我。我剪过最便宜的头是一块钱，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有几面镜子和椅子，地上堆着一撮撮头发，年龄不大的小工在一个桶前帮人洗头发，桶底端有个水龙头，上面缠着布来控制水流的速度和方向，“海鸥”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一个愁眉苦脸的小女孩坐在椅子上泪眼蒙蒙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多又黑又粗的头发掉到地上、脸上、脖子上，站在她旁边的妈妈不停地说剪短点儿凉快，哄了她几句，但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根据某些心理学有关童年的研究和我一个理工科女同学“缺啥补啥”的大白话，加上我的头发长得慢得惊人，我一直对“头等大事”十分在意，“长发情结”比某些男性还要重。我终于熬过了很多年，在上大学后争取到了留长发的权利--解放了！而我和理发师正式打交道的生涯也就开始了。

印象中的理发师都是男的、年轻的、有一点儿姿色的。随着店里放着的音乐，理发师纤长的手指抓起一小缕头发，滑到末梢，微微修剪后落下来，一提一卷一抿一搓中，一种奇怪的亲密感在陌生人之间营造出来。情侣之间恐怕也没有这么深的感情吧。许多人很喜欢被人摸头发的感觉，感觉自己就像一头顺毛驴一样开心地打着喷嚏，或者像一只被抚摸的猫一样愉快地闭上眼睛。很多人也都奇怪为什么感觉不到疼痛的头发会给人们带来这么细微的感触和自在的快乐。我一边感受着理发师专业的小花把戏，一边会产生幻觉：理发师是世界上很容易取人性命的职业吧，与眼睛、脖子近在咫尺的锋利剪刀，不是可以轻易取人性命么。

男人自然比女人更需要理发，我们周围也不乏有几位热衷于烫染的男性，但就和许多洗浴机构都不接待女客一样，许多理发师是谢绝男客的。男理发师与女顾客之间确实有种微妙的关系，那种天然的协调和自然，朦朦胧胧地看似很近、实则距离很远的暧昧，很难想象在女理发师和女顾客之间能同样存在。

当坐到理发店的椅子上，就开始了每个人生命中重要的不可掌控命运的时光，即使你对自己的发质、发型和流行趋势有着再详细的了解，提出的要求再具体，你也很难猜到一个乃至数个小时之后的结局。无奈这样的结局都是不好挽回的，烫错的只好拉直回来，染错的只好再染回黑色，至于剪掉的就只好靠再多剪掉些来弥补，结果都可想而知是不太乐观的。头发的哲学不过就是剪短和弄直弄弯，而一季季的所谓流行，引得人们争先恐后。

琦君有篇文章叫《髻》，写自己的母亲和姨娘。姨娘年轻，请了刘嫂来每天梳凤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边梳头边说笑；母亲是大太太，请了陈嫂来梳头，母亲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句也不搭腔，很快陈嫂就待不住走了。作者说在父亲死后，母亲和姨娘相依为命了很多年，之后自己又只剩姨娘这个亲人了。其实，我倒觉得她真正谅解姨娘是在姨娘年老时，当时作者看着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姨娘心酸，想替她再重梳一遍头，姨娘愀然一笑说：“我还要那样时髦干什么，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

三千烦恼丝的打理是女人终身的工作，可对头发上心的只是风华正茂的女人的专利。只有在最好的年头，人们才最重视自己的头发，当一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头发时，心是早已灰了的吧。

刚才这个故事里的陈嫂和刘嫂都算是发型师，这让我想起来李莲英擅长梳头，很多历史学家都能拿出证据说他曾跑遍烟花柳巷偷学梳头技艺，深得慈禧欢心。又有《金枝欲孽》里小禄子为了帮安茜，在为皇后梳头时给皇后的发油中下毒并让其很快因此而死，因为头发对女人的重要性而带来女人与发型师的特殊关系，不知道让多少人看得心惊肉跳。

当然还有很多有头发情结的电影。《茉莉花开》的故事情节是一个同学在北大二教外面草坪里的石头上给我讲的。她有着一丝不乱的头发，一直保持着对自己疯狂的爱惜。那时候，我们俩都怀着小梦想考北大中文研。一次在晚饭后透气，不知道怎么说起这部电影来，她用她那一贯夸张的声线，一口一个“女人”和“偷情”，直说得两个人都愣愣地忘了周围看书的人，后来发现他们也听得愣愣的，忘了进教室。后来，我们都没有去成北大，我去了北师，她去了上外，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不见了，可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对于一个如此爱惜自己的女人，我总是很尊敬的。后来我专门找了苏童的原著《妇女生活》和这部电影来看，竟然不如她讲得生动。但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走投无路的莉回到照相馆，年老的母亲茉搭上了瘦小猥琐的理发师老王，还给了他两个戒指，老王却对莉动了心思，帮她做大波浪卷，这样不堪的一幕又被母亲茉看到。

《做头》这个电影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的被新的取代，过时的被前卫的、时髦的取代，低调的、经典的被张扬的、肤浅的取代。时代的变迁和女人一生的幸福与落魄都能从做头中体现出来。中年没嫁好的大美女关之琳和年轻暴露的爆发露露在争夺英俊发型师阿华的斗争中一败涂地。当关之琳幽幽缓慢地说出“怎么可以连头也不做，这日子真是过到头了，跟自暴自弃有什么两样呢”的时候，我一遍遍感叹张爱玲的那句话“到底是上海人”。上海女人和发型师的关系怕是更要复杂吧。占用发型师的那些时刻虽然短暂，他却分分秒秒都是你的。有多少女人能承受住爱人是一个英俊发型师带来的痛苦呢？那些轻柔的抚摸随着吹风机的热风飞舞，头发乱成款款飞舞的蝴蝶……

《白毛女》里的喜儿上演的惊心动魄现在已经没人爱看了，古装武侠片里的女子和洗发水广告中的模特那样完美的头发，我们已经明白都是假货，夫妻越来越多地离婚，“结发”二字早就被忘却了。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自己的头发掉得多、发质越来越不好，即使去最高级的理发店做出的发型也不够理想。那些发型师一个个心怀鬼胎，顶着抽象的形式主义亲切地喊着“姐姐”、“美女”，拿着精致的册子，算着复杂的套餐，眼睛瞄着你藏起来的口袋。你永远无法明白那些号称漂洋过海的药水和那些看起来很灵感的烫染名称。他们高举剪刀的手永远毫不留情，他们的嘴巴一刻不停地在推荐。

有人说找一个合适的发型师比找男朋友还要难。可不，大约每个女人都要找男朋友的，可是没几个人能有幸固定下来合适的发型师。因为对头发有着极高的要求，我就算情绪再低落再怨天尤人都不舍得剪成短发，而且几乎每一次从理发店站起身来都怀着大大小小的愤怒和失落--这听上去有点类似靳羽西女士所谓的“在国内没遇到过一个让人满意的发型师”--终于有一段时间，我对所有的发型师都失去信心，我有近一年的时间没见过任何号称“只剪掉一点点”的发型师，我被迫在镜子面前用小剪和小刀来以毫米为单位修剪我的头发，竟然还算可以。可惜我这只卑微的小猴子又怎么能永远逃脱如来佛祖那天网恢恢的巨手呢，在今年我终于被梨花头打动后，只好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发型师的手中。当我花费了几百大洋后顶着一个很难保持的梨花头走出门，我知道我很快会再回来。

头发就真的那么重要么？

恐怕是的。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直直弯弯后，我洗头的耐心越来越大，越来越愿意用昂贵的洗化用品，越来越宝贵我的头发，再不愿意染，烫也越发慎重。后来看了部韩国恐怖电影《假发》，写姐姐智贤在妹妹秀贤出院静养的那天送给了她一个假头套，可秀贤戴上这个假头套之后，性情大变，一系列诡异的现象出现了，她变得自私、暴躁，争夺姐姐的男友。原来这顶假发来自一个怨灵，他对前世的记忆和仇怨都留在了假发之中，并想借这顶假发去复仇。

韩国恐怖电影的变态有时不亚于日本片。这个有着真人毛发记忆的说法立即打消了我对瑞贝卡假发的兴趣。不过，头发跟女人的爱恨情仇有关是再明显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