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资本主义是为生存而建的体系。这一体系成功地适应了一切形式的变化，适应了技术和经济领域的巨变，适应了历次政治革命和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与现实有着内在的动态关联。资本主义可以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只要生存需要，这一体系就可以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新类型。

在2008~2009年的恐慌中，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和相关专家忘记了资本主义体系惊人的适应能力。全球经济崩溃的预言以静止的眼光看待世界，持续几个月的金融混乱的确令人担忧，人们据此推断未来前景不甚乐观。于是，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历经几个世纪的自我修正机制不是被遗忘，就是被视为无效。

生物学语言曾被应用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却很少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应用。生物生存的本能在民主资本主义中相应地体现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物质需求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源于竞争原则，而这一原则又是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驱动力量。因为市场力量通常会有利于财富创造，而不是财富的破坏。这些力量指引着几百万人为满足自身物质需求而努力和奋斗的方向，尽管这些需求有时候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只有在政治家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安全，而不是更糟糕、更危险的情况下，选民才会给予政治家回报。民主竞争则指导各政府机构解决社会问题，而非使问题恶化，尽管有时候这些解决方法本身会制造新的社会问题。与市场竞争相比，政治竞争比较迟缓，没有那么迅速果断，因此其自我稳定的特质也许无法在几个月或者几年内得到体现，而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才能看到效果。抛开两者表现时间的差距不谈，资本主义和民主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两者都是鼓励个人通过自身的创造力、不懈努力和竞争精神来寻求解决物质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机制。从长远来看，这些机制会发挥重要作用。

假如我们将民主资本主义视为一部成功解决问题的机器的话，这种观点必然与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息息相关，但与危机后流行的普遍观念却是背道而驰的。全球各地的政府解决由借贷过多引起的危机的方法，是借更多的贷款，这的确很讽刺。艾伦·格林斯潘曾因制造最大的金融泡沫以竭力推迟不可避免的“清算日”而备受指责，管理者们也曾因让那些半死不活的“僵尸”银行硬撑着不倒闭而受到攻击。但所有这些指控都没有抓住事情的关键，没有指出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的设计初衷。

资本主义民主的存在理由，就是为长期存在的社会及物质需求设计出新的解决方案，一个拖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如果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被无限期推迟，那么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要用现在难以想象的方法才能解决的。一旦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自我修复的性质，那种“把我们的问题留给子孙后代”的控诉—保守主义者对预算赤字的控诉也好，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变暖的警告也好—在道德上就不再令人信服。我们的子孙后代肯定会比我们富有得多，也会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因此，我们根本无须为他们作出经济牺牲。众所周知，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那位过于乐观的米考伯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好运总会到来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道德与经济体系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