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管是稳定金融市场还是管理经济，抑或是清除全球污染或治疗疾病，要得到新的解决方案，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资本主义和民主自身必须幸存下来。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为保护民主和私有企业免受法西斯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的武装力量干扰所作出的牺牲是理性而又高尚的，但我们单纯为了子孙后代的经济繁荣所作出的牺牲却并非如此（至少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是这样）。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的不仅仅是武力保护。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 18世纪晚期以来，该体系在各个时期的财富增长、科技进步以及生活范围的扩大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与所有复杂体系相同，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也很脆弱。很多自组织的复杂体系都在进化论生物学家和数学家所说的“混沌的边缘”上运行，这个边缘就是系统本身所创造的一条不断变化的平衡线，控制着各种潜在的破坏力量之间的平衡。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会制造国际争端，这些争端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危机，威胁其自身的生存，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有一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没有涉及，那就是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解决这些争端、克服历次危机以及使资本主义继续生存的能力。

那么，民主资本主义的生存需要些什么呢？人类历史、生物进化论以及日常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复杂体系要想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生存，都要满足一个条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这一体系必须具有应对巨变的内在机制。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民主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四次巨变，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次将会面临全面变化带来的挑战。问题是，该体系这一次是否能像19世纪、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几次转折一样，适应突发的巨变。经验表明，这一体系肯定会适应且继续生存下去，而这次生存的主要机制便是米考伯先生的原则，一种看似毫无远见的假设：一个拖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

“好运总会到来”的愿望听起来也许像是痴心妄想，但这种愿望其实只是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组织动态变化的论述在政治学和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种延伸。斯密向我们展示了竞争市场“看不见的手”如何自动协调几百万人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动，尽管没有人刻意考虑大家的共同利益，他们却总会满足彼此的需求。

同样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如果条件适宜，它就可以将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与社会整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融合在一起。首先，每一次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之后，自发的自组织过程都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以产生新的适应机制。其次，企业竞争和人类的创造力必须获得恰当的激励来解决社会共同问题，满足个体的物质欲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反复论述的那样，我们也许不必依赖私有市场来“统一个人激励机制与社会回报”—在技术与政治巨变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碳排放的问题。今天的市场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更愿意使用煤和石油而不是其他能源，当然，如果某些私营机构愿意投资发展和扩大太阳能、风能、核能及其他低碳能源技术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些市场激励机制有可能发生变化，但只有通过政治决策才能实现。要改变这些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向化石燃料征收更高的税或设定碳排放限额，这种做法与过去为禁止使用铅、烟草制品、杀虫剂DDT以及CFC制冷剂等危险化学品所采取的做法类似，这些化学品的使用都会导致地球臭氧层破洞扩大。如果政府采取了这些新的举措，市场机制就有可能将碳排放减少到政治体系可能预见的水平，并且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费用来开展这项工作。然而，如果“一人一票”的政治决策过程无法改变这些机制，那么私有企业想要通过“一美元一票”的市场机制自发地创造一个低碳世界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