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原教旨主义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市场总会为私有企业创造必要的激励机制以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只有在政治体制创造出新的经济激励机制和新的社会机构来提高私有企业解决问题的能力及革新能力时，很多挑战才会迎刃而解，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及劳工动乱，以及当前时期的金融不稳定状态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各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新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一代人所进行的各项改革总会为下一代制造新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一场危机迟早会到来，改革的需要日益迫切，保守主义者的反对意见总会被压倒，但通常来讲这一过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在各种激励机制及各个社会机构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时，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问题往往会显露出来。例如，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几乎是其他医保标准相当的国家的两倍，政府本来可以通过政治决策来改变市场激励机制，进而轻而易举地降低医疗保险的费用—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要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因为改变会损害反对者的既得利益。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每次重大变革，都必须设立新的社会机构，迅速重建经济激励机制以应对强烈的反对。当新的激励机制成为现存政治经济体系的迫切需要时，资本主义就会到达一个变革的断点，20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今天的情形都是这样。接下来的两章将详细描述这一系统的变化过程，为了阐述这一论点，作者将简单介绍20世纪资本主义体制的两次重大转变。

20世纪30年代，民主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经济大萧条等多种因素的威胁，其压力之大前所未有。为了应对这些威胁，该体系的应对措施是将政府支出、社会保险、税收再分配以及就业权利等扩大到空前的水平。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些应对早期危机的措施本身开始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产生威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撒切尔–里根革命采取限制政府、取消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以及改变对高收入群体及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激励机制等手段应对通货膨胀及大规模失业等新挑战。这些改革成功地战胜了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挑战，但是它们同样也开始扭曲，最终引起了2007~2009年那场几乎葬送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提出了再来一次彻底改革的迫切要求，一次像罗斯福或者“撒切尔–里根”革命一样的根本性改革。

资本主义的转变在最需要的时候—接近崩溃的时候—似乎总是最为艰难。在旧体制下蓬勃发展的各利益集团会奋力反击，阻止变化的发生。他们坚信，可靠的经济管理模式只有一种，那就是赋予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资本主义模式，任何改变这一模式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他们警告人们，执意改革的做法风险太大，会将整个经济推向失败的边缘。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一些企业管理机构用于反对“新常态”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论点。20世纪80年代，各个工会和公职人员也是利用这些论点与里根和撒切尔的理念进行对抗的。今天，银行业和金融游说团体等同样也秉承了这些观点。

资本主义模式在处于解体边缘时必须得到支持，因为这一模式是唯一有效的，秉持这一论点的并不只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家们，媒体、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很多政治机构通常持同样意见。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对公众的思考方式有很大影响力，在旧体制下春风得意，他们圆滑的保守主义常常比游说家们的实用经济利益还要顽固。20世纪80年代，那些自由学者和媒体机构感受到来自“撒切尔–里根”革命和直接影响他们工作的工会领袖及政府雇员的双重压力。在保守媒体与科研机构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30年代，情况同样如此，今天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