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甚至根本无须去看那些数字。不管那些统计数据怎么说，我们亲眼所见的是10年的经济萧条，也许是20年。我感兴趣的，不是这次经济萧条会持续10年还是20年，而是民主社会到底能不能存在那么久。我预感不能。

因此，我并不在意什么经济数据、政府刺激计划或市场的跌宕起伏。作为投资者，我关注的是下一件大事—也许是最后一件大事，真的，一旦这次（经济）混乱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这就是最后一件大事了。我认为，最后一件大事就是美国政府会破产，中国将会要求美国兑付他们的国债。到那时，美元就会一败涂地，一袋子美钞也买不到一卷手纸。因此，对我来说，今天要拥有的东西，就是在美国和美国政府灰飞烟灭时能保值的资产，那就是黄金、石油、农田—外加用来保护这些资产的枪支和弹药。

当我倾听这番宏论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这位兴奋过度的客户的确与众不同，他与许多令人尊重的评论家、著名金融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形式，而不是实质。这些人在2009年3月经济危机低谷时出现在最严肃的媒体—《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电视台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同样令我震惊的是，这种流行的偏激看法之所以有说服力，就是因为其自身有着致命的缺陷：绝对肯定的论调、简单的逻辑以及对新近发生的事件引人入胜的推断和分析等等。这些都是煽动言论的惯用手段，这些手段使教条主义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和欺骗性。

另外，2009年年初还有一种因素使得那些末日预言者具有不可抗拒且符合常规的吸引力。自2007年年中到2008年那个可怕的秋天，这些预言都得到了印证，其中有些人还在其末日预言上下了赌注，发了财。这就是我这位疯狂的麦克斯式的客户在他那番激烈言辞的高潮处甩出的一张王牌。这位先生在现代化的曼哈顿中城办公室工作，配有仿制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能看到中央公园的壮丽景色。但过人的认识能力和先见之明使他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看到了文明的终结。然而，他的财富与其无情的预言之间极不协调，这使他的论调显得很是荒唐。我这位客户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预知而大捞了一笔，那么他又怎么能如此肯定地认为未来已不可逆转、早已注定呢？

基于其类型特点，私有企业体系一贯反对直线外推法。如果有人确信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话，他十有八九是错的。而且，即便疯狂的麦克斯的预言貌似正确，我们又有什么理性的途径去应对呢？

如果这个世界真的陷入一片混乱，一个微不足道的、谢顶的中年金融家该如何生存？他没有防身之术，也没有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囤积了石油和黄金又有何用？一旦法律和秩序瘫痪，他那些人尽皆知的财富很快就会落入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和黑手党职业杀手囊中。文明的轰然倒塌与霍布斯眼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会将那些经营对冲基金的富翁的财富连同他们孱弱的身体一起埋葬。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文明得以幸存，一个金融家即使身体孱弱，但只要他对金融投机有着敏锐的嗅觉，他就有希望再赚一两亿美元。他可以继续畅游商海，依靠法律、警察和军队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而不用藏匿自己的“枪支和弹药”。考虑到这种潜在的回报平衡，无论其理论分析结果如何，这位金融家在文明即将崩溃时进行“投资”都是非理性的。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即便没有人确切地预知会出现什么人或者发生什么事来拯救这个时代，“米考伯原则”所说的“好运总会到来的”也会成为商人和投资者拯救整个体系唯一合理的行动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