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为什么在1991年印度会摆脱“印度式经济增长率”。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看到1989年苏联发生的事情，就恍然大悟，原来依赖中央计划是大错特错的。唯一可行的就是解放经济。于是我们在1991年开始着手这项工作。

—贾斯万特·辛格，印度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2004~2006年）

2006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提交了一份可能是这个严肃组织成立60年以来最为乐观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当时他根本没有料到，短短6个月之后，2007~2009年金融海啸的第一波将震荡全球经济。在2007年2月，拉詹作报告时以自嘲开场：“别人都叫我多笑一笑。但因为我性格本来就比较严肃，多笑笑反而显得我很神经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正和当下的经济形势不谋而合吗？”

拉詹博士的自嘲是无可厚非的。经济学家要想让自己受到重视，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管当前经济形势如何，总是报忧不报喜。财政部长就应该严厉吝啬。央行行长则为自己的悲观消极而扬扬得意，嘴上总喜欢说：“我拿工资就是要负责为经济忧心忡忡。”虽然亚当·斯密创造经济学时，是把其当做对人类自由的无限可能和人类自发创造繁荣能力的乐观研究，但是到19世纪早期经济学的名声就变了。经济学被看成是对金钱无可救药的痴迷，被视为对维多利亚时代毁灭人类精神的物质的盲目崇拜。其象征变成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描写的“魔鬼的磨坊”、狄更斯刻画的“残酷工坊”、巴尔扎克笔下道貌岸然的资本家和安徒生笔下饥寒交迫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难怪经济学被戏称为“忧郁的科学”。1977年，J·K·加尔布雷斯简洁有力地总结道：“我们一致同意悲观主义是智力超群的象征。”

但是，人们对经济学本质和经济学试图解释的资本主义体系所持的传统消极观点，实际上都大错特错了。大部分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凯恩斯、熊彼特和哈耶克，都对人类的创造性和市场体系的力量十分乐观。他们之所以如此乐观，是出于现实和学术的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经济学的主要学术目标有所阐述，这个目标即解释上百万毫不相干的个人是如何从自身的欲望和利益出发勤恳工作，结果又为他人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在斯密之后，也有不少伟大的经济学家指出各种出人意料和违背常理的细节，充实了这一观点。李嘉图说明了即使自由贸易一开始看上去会对国家的商业和工人不利，国家最终还是可以从中获益的。穆勒说明了即使表面上高工资似乎会榨取商业利润，但将财富涓滴于工人阶级无疑对商业大有好处。凯恩斯指出了即使在公司和消费者缺乏信心、减少投资或降低消费时，经济体也可以成功避免经济衰退。熊彼特指出有些产业萧条衰败之后，会催生其他的产业，进而制造出更好的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哈耶克则向我们展示了看似杂乱无章的市场秩序其实可以比由最强大电脑支持的中央计划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有一点比这段学术历史更令人惊奇，也让经济学家更加有理由乐观，那就是市场体系能成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欲望。过去250年里，在市场经济学的支配下，生活标准、营养、教育、健康和人类福祉的各项其他指标都大有进步，这些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接下来的几章会谈到创造财富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成本，如环境破坏、资源战争和社会不公等等。但以其本身的物质标准来衡量，市场经济学的统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当然，全球财富创造的长期成功也时常为金融危机和战争所干扰，但在21世纪初，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人们对全球经济势不可当的发展势头应该抱有前所未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