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禁让我们质疑拉詹博士2006年的乐观原因何在。为何他一反常态，不再像从前那样愁眉紧锁，对全球经济大唱悲观论调？为何他一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贯作风，不再一如既往地谴责肆意挥霍的政府、不断扩大的贸易赤字和消费者债务？事后来看，我们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于拉詹博士与其同事以及其他坐拥高薪却无法预测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归结于他们的愚蠢、思想狭隘或囿于组织的利益。这种倾向不无道理，第十一章会谈到这一点。但是，这么多立意良好、消息灵通的经济学家却没能准确预测经济形势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就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世界经济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诚如拉詹博士在2006年年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解释的那样，当时世界经济活动正在扩展，但势头并不强劲；通货膨胀和利率稳定；就业率和收入在不断增长；而且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甚至现如今饱受战乱之苦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这些良好形势似乎都将持续。另外，这种良好表现的原因也十分清晰。

大多数经济学家长久以来都热衷于研究自由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但他们在承认这些力量益处的同时，也总是提醒人们注意金融杠杆、经济和工作不稳定等因素的风险。然而，在危机发生之前的几年，许多证据似乎都证明前10年技术和结构的进步带来的益处是前所未有、始料未及的，而随之而来的成本却大幅度减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全球经济形势长期的潜在风险十分熟悉，所以在考虑问题时，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风险都比一两年前要小。这些风险包括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会考虑西班牙和英国）、房地产市场的兴衰期，还有投机商和对冲基金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所以，2006年11月的新加坡会议上，各路经济学家都是笑容满面、信心满满。然而仅仅在12个月之后，整个经济形势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颜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在危机爆发前几个月，进步之箭射得比以往更高。为何会这样？本章余下的部分和后面两章会为您作出解答。第七章和第九章会解释一直在背景中循环的金融周期是如何出其不意地将进步之箭带回地面的。第三部分会探讨这些循环和长期力量的结合是如何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共同作用，从而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

危机前20年，有五大不可逆转的变化改变了整个世界。这些变化的起始点是20世纪末的1989年奇迹年。为何选择这一起始点呢？以下第一个原因便说得明明白白。

第一，1989年11月，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创。比苏联解体更重要的是，中央计划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理念受到了质疑。从1989年起，几乎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制度、发展阶段或当地传统如何，都被迫承认私人财产和利润动机，接受竞争的市场作为经济生活唯一的可靠基础，并通过市场进行自愿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苏联解体所造成的余波震荡到了印度、中国、南非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每一项政治运动。

第二，亚洲，尤其是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从理论上讲，邓小平1978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中国便逐渐向充满竞争、追逐利润的市场经济演进。但是，10年之后这些改革才初见成效，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借助改革之力，成为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改变了世界贸易体系，也将全球经济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