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些积极活动，中产阶级房主和小公司便有机会用过去跨国公司和富裕家庭信托的管理方法来管理资产和债务。利率风险、货币风险，甚至失业风险都能通过期权、期货和金融衍生品来控制和重构。简而言之，复杂金融产品的使用民主化了。

既然可以使用金融创新产品，那么人们利用这些产品便是合情合理的。上了岁数的业主，有大房子但收入微薄，现在除养老金之外，又多了一个收入来源，因此可以安享退休生活，而不是把所有的财富固定在房产上，直到去世，房子转移到孩子手里。雄心勃勃但收入有限的个体劳动者现在可以抵押房产来筹资。新婚夫妇存款不多但前途无量，现在可以在二十几岁时买自己的房子，而不用和父母住在一起或租房住了。

只要不走极端，这一行为就没有不合理或鲁莽之处。信贷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借贷增加以及信贷条件的降低，是1989年世界经济结构性发展的一个自然和可喜的结果。

借贷增加到底是合适的还是过度的，并不是个原则性问题，而是个程度的问题。但借贷是否确实增长过头了？毕竟，2001年美英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收入水平。用媒体和政客的话来说，债务占收入的100%，这种情形显然是荒谬的。但记者和政客有时候似乎对工人阶级的生活视而不见，其实只要对这一点稍作考虑，就会发现100%债务这一陈词滥调的荒唐之处。

大多数家庭买房子时，借贷都超过年收入的两三倍，这种情况已持续几代，对资本主义体系、借贷家庭的财务情况或者放贷银行并未造成损害。对大部分普通公司和家庭来说，债务通常都会超过其年收入的总和。甚至为买奔驰车或凯迪拉克向银行借的钱也超过借款人的年收入。

在确定家庭或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我们之后会探讨美国向中国和日本借款的情况）的清偿能力或金融安全时，重要的并不是债务是否比收入多，而是对债务的偿还，换句话说就是，每个月的利息和本金偿付是否能保证。反过来讲，这种偿付能力取决于利率和偿还的期限。如果利率下降1/3，如同1999~2005年间那样，那么债务水平提高1/3应该并不意外。

再回到债务水平上来，与偿付成本相比，重要的是债务和家庭资产价值的比例，而不是与收入的比例。年收入10万美元的家庭如果有一幢价值40万美元的房子，就可以合理借入30万美元；而年收入15万美元，房子价值20万美元的家庭，向银行借30万美元都是轻率鲁莽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银行业务员都不会这么把钱借出去（虽然在次贷热潮里许多蠢材就是这么做的）。

美国第二阶段的债务积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中一个几乎未被提及的事实是个人债务的增加幅度比个人资产价值的增加幅度要小。图7–2是根据美联储季度数据绘制的，从图中可以看出，最上面浅灰色的曲线是家庭全部财富，底部的虚线是所有家庭债务，包括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等等，深灰色的曲线是从财富总值中减去所有债务得出的净财富。从图中可见，2006年美国家庭空前的富裕，即使将他们的借款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不仅是实际上更富裕，而且他们的财富收入比率也更高，这就意味着不管通过什么金融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清偿能力都比以前更强。虽然其他国家有关财富的数据可能不像美联储公布的数据那么准确可靠，但还是可以看出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大多数高杠杆的经济体和美国的情况相似。在所有情况下，在繁荣时期，债务的增长都比财富的增长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