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反对这种算法，称美国人、英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民众在繁荣期享受的财富增加其实是一种幻象，这种幻象是由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短暂的牛市导致的。但他们错了。这些数据表明即使是在2009年早期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处于最低点时，把所有债务考虑在内后，美国家庭的财富不仅实际上增加了，而且即使将价格因素考虑在内，其财富也比1974~1985年任何一个时间都要多。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大萧条之后两大市场同时触底之时，美国人还是比1984年个人借贷开始猛增时更具清偿能力。到了2009年年底，仅仅在危机最低点9个月之后，美国家庭的财富开始恢复，财富收入比率提高到20世纪60、70、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的最高水平之上。

国际上的情况也基本相同，这就证明美国人并没有轻率鲁莽或肆意挥霍。2006年年末之后就没有可比较的数据了，当时也是全球信贷繁荣的高峰期，美国个人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是139%，与日本的132%和加拿大的133%相差无几。欧洲大陆的数据稍低，如德国105%、意大利69%。七国集团中真正的例外并不是美国，而是英国，英国2006年个人债务高达可支配收入的175%。

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不是说明这一时期直到危机爆发时的债务积累能够不断持续或完全由全球化等良性力量推动。接下来的事件表明，这是不可能也不实际的。要理解危机的原因和未来可能的后果，大唱节俭的赞歌、贬斥债务的邪恶和愚蠢是不够的。

借贷对家庭或公司甚至国家来说到底是明智的还是有害的，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程度问题。其他备受谴责的所谓金融过度也是个程度问题：所谓的疯狂投机美国房产，国际资本从中国不可持续地撤离，还有将传统抵押贷款和银行贷款证券化，变成新的可交易债券。

这里并不打算详细分析最后两个问题。债务证券化这个技术性问题已由许多银行人士和监管者在专门刊物里详细讨论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将从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探讨全球金融失衡问题。可以说，全球经济统一之后，大量资金从快速发展但政治有风险而经济又不够发达的国家流入美国国债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美国国债毕竟是世界上最稳定、政治上最安全的资产。像消费借贷增长一样，国债增长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程度问题。同样，银行债务转化为可交易债券也是十分合理的，多年来在许多市场上也算运作良好。同样，这并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操作问题。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万亿美元大崩盘》（The Trillion Dollar Meltdown）和吉莲·邰蒂（Gillian Tett）的《傻瓜的黄金》（Fool’s Gold）等著作都对此作了分析，虽然这些书有时和铺天盖地的宣传有所出入（邰蒂那本书的小标题是：贪得无厌如何打碎梦想、破坏全球市场并导致一场灾难）。

另一方面，房地产投机问题值得关注。对普通人来说，房价比资产证券化或全球重新平衡更贴近现实。但对于房地产在危机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有关方面的公开讨论却是误导性、肤浅的。

从小报标题到学术文章，所有关于危机原因的解释都理所当然地将美国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的房价增长视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泡沫之一。普遍的说法是，利令智昏的美国业主受到不负责任或心术不正的银行人士蛊惑，将房价推向疯狂的水平。据说，这股不合理的繁荣浪潮迷住了几乎每个美国人的心窍，将之前所有金融泡沫都比了下去，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或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一般认为，美国房地产投机狂潮正是导致雷曼兄弟破产后经济危机规模如此之大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