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现在关于剽窃最复杂的问题就是“编著书籍”，或更普遍的，在写书的过程中雇用研究助理或者其他帮手。“编著书籍”是指该书籍的署名作者实际上是一个编辑者——将其助理所撰写的文章进行汇集或修订的人。该作者更像是一位电影导演，他指导书籍的编纂工作，而不是创作者。这种现象并不稀奇。根据罗伯特·达莱克于2003年执导的约翰·F·肯尼迪的传记电影《未竟人生》（这个传记明显倾向于赞美主人公，但是所述还算中肯）所写的《勇气群像》是一本“编著书籍”（不是达莱克所编）。很多审判意见就具有此特点。很多法律系教授写的卷帙浩繁的论文似乎都属于“编著书籍”，在这些论文中，大部分的实际撰写工作是由助研学生完成的——但这仅仅是我的猜测，我没有证据。

我想说，作为一个撰写了大量书籍的人，写一本“编著书籍”的想法并不合我的胃口。我认为，最终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属于撰写初稿的人，即使最终作品是由该书籍的署名作者仔细编辑而成的。但是，剽窃问题与某个作者的喜好无关，它是一个欺诈问题。所以关于“编著书籍”的问题在于，大部分的实际写作工作是由署名作者之外的人所完成，如果不揭露这个事实是否会误导读者，从而损害读者利益？这主要取决于行业惯例和预期。一位“撰写”编著书籍的历史学家可能由于没有披露该事实而犯欺诈罪，因为他的同事会认为书是他自己写的。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看，很少有律师会关心审判意见是书记员写的还是法官写的，他们都认为是法官的意见（最起码，最终结果是法官的意见），事实通常如此。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法律论文——美国的法律论文；因为长期以来，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学术性的法律书籍都是由教授的助理撰写，而以该教授的名字发表，这是惯例。在美国，就不存在这种常规。我相信，把这类书籍的大部分撰写工作分派给学生是近期的一种趋势，而大多数业内人士，包括论文作者的同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趋势——如果存在这种趋势的话——对此我不是很确定。因此，为了避免被控告剽窃，这类论文的作者就要承认学生的合著权，或者承认其学生的原创功劳。

波斯纳

评论

波斯纳认为剽窃和取得他人同意后引用其著作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剽窃和抄袭行为是否有区别？剽窃者试图直接利用他人的成果来提升自己的作品，而抄袭者是“创造”出自己的作品为自己谋利益。

这两种情况早就存在，但是网络等新技术使得剽窃和仿制变得更加容易了。一个潜在剽窃者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大量关于任何话题的书面材料，而仿制者可以通过邮件和网站找到可供仿制的设计和产品，还可以找到顾客。因为剽窃者撰写报告和其他文件可能的材料来源数量庞大，抄袭者的仿制渠道也太多，揭发剽窃者和抄袭者也更加困难。

防止非法和其他不正当行为的公理是，揭发的可能性越小，处罚就应该越重。所以，由于这些技术使剽窃变得更加容易了，揭发剽窃变得越加困难了，对于剽窃者的处罚应该比过去更严厉。

波斯纳讨论了学生和教授的剽窃行为造成的危害，他的结论是教授剽窃被发现应受到的处罚应该比学生轻。我与他一样也关注剽窃行为，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教授和其他作者的剽窃能够比学生的剽窃更好地利用他人的作品，就如波斯纳提到的，这使得作者有动力去揭发剽窃者，因为在学术领域，引用某人的作品是赢得声望的主要方式，而销量是专业作者的收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