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波斯纳关于价格控制方面举出的两个案例，我没有任何疑问。在抢救案例中，进行价格控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抢救过程中没有时间去考虑一个合理的双赢的原则。阿拉斯加渔民企图通过威胁船长来提高他们的工资，但这样做实际上违反了一种隐性规定，即在捕鱼的整个航程中，工资水平是基本固定的。

那么当那些贫困国家遭遇灾难性的粮食产量锐减，比如大米或土豆（爱尔兰“土豆荒”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减产时，应不应该运用价格控制呢？最贫困的家庭也许无力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将面临饥饿。我仍然不认为价格控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因为这样做不会促使产量提高和进口稀缺的食物，相反却鼓励农民依靠自己的庄稼过活。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及那些宣称人道主义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积极购买大米或其他农作物，然后以更低的价格再卖给贫困家庭。或者政府应该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使其能够负担得起较高的商品价格。

在当代社会，饥荒往往不是由过高的市场价格引起的，而是由无效的政府政策造成的。在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不会出现饥荒现象。然而，在某些时期，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现象。问题不在于市场价格过高，而是由错误的政策指导造成的。由于错误的决策，农业产量急剧减少，为了能够满足城市居民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地征收农民的大部分粮食，从而有可能导致农民饿死。此外，一些比较稀缺的粮食作物也被卖掉以换取硬通货，却没有进口粮食来应对粮食危机，这样做是没有效果的。

贝克尔

水资源短缺与定价机制

过去的50年里，全球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收入的迅速增加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清洁水源的需求，而且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水资源的供应是否有效地满足这些需求上。除非采取措施予以限制，否则未来可用水资源的需求会持续稳定地增加。但是水资源的供应速度会慢一些，尤其是温室效应减少了降雨量，被污染的水增多。那么，实现供求平衡的最佳方案，就是在水资源消费方面推行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具弹性的价格策略。

许多关于水资源储备的讨论都认为那些居住在大房子里的人在喝水、饮食、洗澡和冲洗卫生间方面都未有效地使用水资源。事实上，这是一个谜。在美国，40%的清洁水源用于农业的灌溉。另外40%用于发电，仅有8%用在国民日常生活中。其他国家的用水比例也大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居民住房用水的1/3都用于浇灌草坪和其他户外用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的不到5%。

衡量所使用的水量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水资源的净消费量，因为大多数水资源在蒸发和浓缩后又迅速回到了可以再循环利用的地方。热电厂为了达到冷却的目的，使用大量的水资源，但同时其有非常高的循环利用率（大约98%）。家庭用水的循环利用率也很高，达75%左右。所以，能源生产者和家庭都不是水资源的主要消费者。由于在绝大多数灌溉体系中，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低，所以农场灌溉使用了大量的水资源。加利福尼亚用水最多的地区的灌溉系统，其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只有大约40%。

政府部门常常试图通过实施水资源方面的监管措施来解决供求之间的失衡问题。许多当地的政府部门都引入了冲力较小的厕所水箱，除了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否则居民无法浇灌草坪。同时要求居民使用循环利用率更高的户外用水系统，并且制定了水资源储备的相关条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条例能够起到节约农业和工业用水的作用，这才是水耗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