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三大知名科学家就“在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中什么是主导因素”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环保和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不过，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以及1968年畅销书《人口大爆炸》的作者、现任美国众议院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的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认为，人口、技术和消费在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中作用差不多。

这次讨论最终导致现在所谓的IPAT公式的诞生，它指出人类对环境的影响（I）是人口（P）、富裕程度（A）和技术影响（T）的产物，即I = PAT。只要这三个参数中有一个增长，就会加大我们对环境的影响。

世界人口已接近70亿，到2040年预计将达到90亿。尽管一些国家例如日本、俄罗斯和意大利正在经历人口的负增长，但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口仍在增长。最近几年这个速度虽有所减缓，可是在中东、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率还是非常高。每增加一个人就要多一张嘴吃饭，就要穿衣取暖，也就多了一个资源消费者和废品生产者。

在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看来，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严重不成比例，人口增加1%并不意味着对环境的影响也增加1%。首先，他们认为污染之间有协同作用，不同的污染物可以相互影响并增强它们对人类和环境的独立影响，当然所有污染物的整体影响要大于各种污染物影响的总和。其次，他们指出污染的存在是有界限的，在一定限度内环境可以应付污染，但若超出限度的话，这个系统就会崩溃。例如，要是生活在湖边的500人都把未经处理的污水倒入湖中的话，湖水可以不受任何污染而将污水自然分解。但是，如果在湖周围生活的人数增加到700的话，湖泊恐怕就无法应付了，环境便会开始受到破坏。再次，收益递减规律是指随着人口的增长，我们需要从耕地上获得越来越多的产品。最终，我们不得不依赖化肥和化学产品以获取更多的东西。无论怎么看，人口增长对于环境来说都是坏事。

但是，这个等式中的富裕程度（A）也是在增加的。所谓富裕就是有足够多的财富，无论是货币形式的还是商品形式的。在经济学术语中，它是人均消费水平的标志，并通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因此，尽管中国人口可能是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却超过了10%。类似的，印度每年人口增长率是1.5%，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也带动了消费的增加。

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人和印度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实力和其他人攀比财富，而他们并没有耗费任何时间在这件事情上。豪华轿车、平板电视和手机等曾经在西方非常普遍的生活必备品，现在大多数民众都可以拥有了。随着这些产品变得越来越便宜以及这些国家人均财富的增加，拥有这些东西变得越来越容易。现在消费群体在迅速扩大，而且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购物上，结果造成了更多资源的消耗和垃圾的产生。

最后，我们来看看等式中的技术影响（T）这个变量，这是用来衡量在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上技术所发挥的作用。这一特殊变量与其他两个相比不是那么一成不变，因为它是资源消耗强度的衡量标准，即技术越高级越有效，资源消耗就越少。只有技术影响较小，一个节约型社会才能够通过消耗更少的资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并从等量的产出中产生更少的垃圾。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现代社会，技术尚未能跟上人口和富裕程度增长的步伐。

通过IPAT公式来看，我们的星球正在走向毁灭。我们也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