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期间出现了对劳动进行重新组织的举措，而“大繁荣”则标志着这些举措达到了顶峰。法律要求企业实施奖励和补偿制度，即对超过每周40小时的工时支付倍的工资。这一规定促使企业在需求增加时雇用更多的工人进行生产。法律还要求企业实行最低工资制，这样一来，当需求增长，企业需要更多的低技术工人时，那些接近底层收入水平工人的工资也就得到了提高。在经济出现下滑，工人失业时，政府会向工人发放失业补贴，补贴的发放将持续到经济复苏或失业工人重新就业为止。这一举措不仅帮助失业家庭渡过难关，而且还使他们有能力继续购买商品和服务。这是经济下滑时期的“自动稳定装置”。（然而，由于美国南部反工会的“自由雇佣企业”的存在，南部大量的农场和家政工人没有得到劳动法的保护，因此南部在这方面还很落后。）

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政府提高了普通工人的谈判影响力。政府向他们保证，他们有权利加入工会，并与企业进行谈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1/3的美国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这些工会要求公平地分到美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中的应得份额。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将这一基本协议表述得十分清楚：“除非美国的财富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分配到我们手中，否则我们将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这台机器的运转。”他是以一种威胁的口吻来说这句话的，企业听到后“大发善心”，它们向普通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让他们有能力购买自己生产的东西。如此一来，高工资就使美国的经济机器运转得比以往更好。由于保健福利和退休津贴是不用缴税的，因此企业在这些方面异常慷慨。

大公司的所有员工的工资，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都反映出大公司与大工会甚至政府达成了协议。（战后，监管机构仍然设立了许多费率和价格标准，颁发成本不菲的执照，签署数额巨大的合同，同时也调解劳动纠纷。）高管们将不成比例的巨额工资带回家，这种做法不仅不合时宜，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更是愚蠢。大体说来，公司的业绩越好，其雇员的收益也越高。

1956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大学社会学教科书，名叫《美国阶级结构》。这本书记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中产城镇”的阶级分化开始，美国究竟在这条路上走了多远，并且将产生这些变化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新的生产组织的出现。“所有人都成了企业的雇员而不是拥有者，他们在企业系统中的地位是由官僚化的准入和晋升制度所决定的，企业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像政府行政机构一样的特征。”该书的作者同时也阐释了企业官僚在对收入的调节上有着平抑效应。企业的岗位分工越来越行政化，当底层员工得到晋升而高管们被岗位职能限制时，这种效应就会得到很好的体现。“收入是由在这一官僚化体制中的职能角色决定的。收入分配的趋势是朝着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方向发展的。与全体雇员相比，企业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更小了，专业人员以前相对于技工和体力劳动者的优势正在渐渐消失。”

美国民众还享受着抵抗经济生活中的风险的安全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局限于失业津贴，还通过社会保险，为伤残、丧失主要劳动力、工伤和未能储蓄足够的钱为退休生活做准备等提供了保障。1965年，美国政府推行了为老人和穷人设置的健康保险，即联邦医疗保险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老年人口贫穷率由此降低了一半。这证明，经济安全是繁荣的前提。它要求美国人共同承担逆境时的损失，也使他们能够分享内心的宁静所带来的益处。内心的宁静和安全使他们能够大胆地消费他们劳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