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中，《普通精神病学档案》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每十位美国人中就有一位在最近一年里服用过抗抑郁药物，抗抑郁类药物也成为美国—同时也是历史上最常用的药物。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里，尽管股市和房市的行情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服用抗抑郁药的美国人数量还是翻了一番。抗抑郁药成了数百万压力重重的美国人的救命稻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不少压力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总是在追逐物质财富，认为只有拥有购买一切的能力才是成功的人生。

我们越是努力地工作赚钱来购买这些东西，就越是缺少时间和精力来享受已经购买的东西。美国文化向外界传递了一个越来越混乱的信息：疯狂工作的同时又要尽情地享受人生。事实证明，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早就发现了这种文化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一直到大衰退到来之前的那几年才变得明朗起来。有关辛勤工作和延迟满足的美德正日益与一个引导我们快速实现梦想和放纵欲望的市场环境相冲突。由于人们对衰老、社会地位和个人魅力的焦虑刺激了欲望的持续膨胀，因此我们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

有关努力工作的论点总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让人们相信有一天他们终将会得到满足，就算不是事业上的成功，也会是他们用努力工作换得购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的能力—可是那一天似乎永远不会到来，在这条贪婪隧道的尽头根本就没有光明。即使是公认的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个谎言的核心。在他18世纪的著作里（不是《国富论》，而是《道德情操论》），他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工人形象，“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都在追寻一个他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的虚构的优雅安宁，但他却为此牺牲了真正的宁静……正是这样的一个谎言带动和维持了人类工业的不停运转”。

简单的生活可能也会更加安全。根据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局的数据，在经济衰退的2009年，死于交通事故的美国人数量比经济形势大好的2007年减少了将近10%。一些人会说这是由于汽车比以前更加安全了，但这根本站不住脚，因为2009年的汽车并没有比2007年时安全多少，事实上，这两年的汽车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2009年的新车销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美国的高速公路变得更加安全了，但这个观点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撑，实际上，由于缺乏修缮，许多公路都出现了损坏，主要的大桥也出现了塌方。一些人觉得高速公路致死率的下降是因为司机比以前更加小心了，他们会系上安全带并遵守交通规则。这要是真的就好了，因为我们能找到的证据少之又少，有关开车时必须系安全带的法律在大部分州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而且很多人开车时可能比过去更加心不在焉—电话聊天、发短信、摆弄黑莓或iPhone以及调整车载全球定位装置。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骑摩托车或电动车，按理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应该比以前更多。

其实这些数据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出行的人数自然会下降，上下班的人变少了，送快递的人变少了，四处奔走拜访客户的人也变少了。随着收入的减少，开车去逛商场、看电影、就餐的人越来越少，大家的消费欲望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行驶在公路上的车越来越少也就意味着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越来越少。

在工作场所，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工作场所的伤亡人数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这并不是因为工作场所突然变得更加安全了，也不是因为工人们比以前更加谨慎小心了，更不是因为监察员的巡视频率比以前更高了，而是因为雇主大量减少了雇员的工作时间，尤其是在某些高危行业如建筑业，这些行业的死亡率下降了整整20%。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意味着在房顶上、起重机下或电锯后面这些最容易受伤和遇害的场所工作的工人将会越来越少。

2009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出现了下降，但原因并不在于环境保护条例的批准和执行，也不是因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突然提高了。排放量下降的原因在于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居民消费出现了下滑，致使生产活动以及对其他会产生二氧化碳的原料的使用随之减少。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健康状况极有可能因为这一点而得到改善。

考虑到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美国人因为消费得更少而得到更多的满足这个观点并非难以想象，但是这样的乐观预期却忽略了美国人必须作出的许多痛苦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