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那位政客并不一定会从这位富有的高管那里得到政治献金。但是在这位政客看来，这场交易的重点并不是有没有得到捐资。通过那位高管，他就能与一些富人建立关系，例如高管的朋友、生意伙伴、同事、俱乐部或其所在董事会的成员等。必要的时候，该高管就会向政客介绍这些人。接着他们就会各自接到政客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共进早餐、咖啡、晚餐，或者一起打高尔夫球。他新结交的这些“熟人”迟早都会资助他，而且他们还会游说别人做同样的事情。

政策、议案或投票都没有被蓄意改变。但是，当这位政客进入那永无止境的和富人打交道的社交圈时，他对世界的看法必然会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会向他提出同样的建议，表达同样的担忧，强调同样的工作重心。当然，他们不会众口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确实有着广泛的共同观点。政客只是间接、抽象地从生活得比较安逸的人群那里得到信息。他们不会在喝咖啡和吃晚餐的时候谈论这些，也不会直接、再三地通过玩笑和自己的故事来告诉政客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政客的耳边表达他们的担忧。政客通过他的民意调查分析员了解到这些担忧，另外，他偶尔也会由于政治上的活动不得不露面因而回到家乡，这也会让他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对这些担忧不会太在意，因为他一直在接触生活安逸的人群的文化。因此，发展同富人的关系并不一定会为政客拉到选票，但是，却会使他的思想逐渐被他们同化。

由于游说行业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前政府官员投身其中。20世纪70年代，在退休的国会议员中，只有3%加入华盛顿说客的行列。到2009年时，这个数字达到了3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游说具有很大的经济诱惑力。那些关系网庞大的国会和白宫工作人员的起薪激增到了50万美元。国会下属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们可以利用他们在前工作单位的影响力来左右这些委员会的立法，而这样做的要价是200万美元或更多。美国公共廉政中心研究指出，1998年至2004年间（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因为在此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执政），有超过200位退休的联邦官员注册成为说客，超过200位前国会议员也操此行当。1988年迪克·格普哈特参选总统时，他说：“我之所以来参选总统，是因为我受够了石油大亨、为现状百般辩解的人和四处横行的追求特殊利益的说客们。”2009年，这位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牵头成立了一家游说公司，高盛、多家保险公司以及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私营煤矿公司”的博地能源都是它的客户。当民主党国会议员埃里耶·卡明斯（Elijah Cummings）扬言要调查高盛时，格普哈特安排高盛的总裁参加了在国会山举行的一次会议。格普哈特在国会任职时就一直提倡实行全民医保，2009年，他主持美国医疗创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的制药业赞助。

我并不是在指责格普哈特，他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所取得的成就一直让我钦佩不已。问题在于公司、高管和其他富人的政治献金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华盛顿，将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包围在其中。这不仅让华盛顿的说客、律师和公关人士们变得非常富有，让一些前国会议员陷入其中，也使华盛顿成了一个遍布高级餐厅和奢华酒店的、闪着金光的城市。而这也使华盛顿的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甚至使其周边郡县的房价在大衰退中也极具弹性。美国人口普查局评选出了全美20个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华盛顿的7个郊县都榜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