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使一项重要的法律得以通过，美国政府必须向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司和行业示好。奥巴马总统提议医保立法，但是他担心这些金融界的强大力量—如大医疗保险公司和制药行业的高管们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扼杀这一立法提案（这在克林顿身上曾经发生过），所以奥巴马向他们保证，他会向这些公司和行业介绍数千万的新客户，并提供大量的联邦补贴，以保证它们屹立不倒。然而，这种示好无疑又增加了美国中产阶级用于医疗保险的支出。同样，为了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允许公司在控制限额内交易污染许可的立法得以通过，国会不得不作出承诺，将向核工业、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乙醇生产部门和所谓的清洁煤的发展提供大量补贴（有人认为华尔街会支持这一决定，因为它在限额交易中的“交易”部分将会获利数十亿美元，污染许可交易也会产生一些衍生产品，并对投机者开放）。这样一来，为此埋单的又将是中产阶级。

没有了应对机制的中产阶级，比起以前来更感贫穷和脆弱。这样的一个中产阶级对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会变得更加敏感：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大公司，支持它们的基础研发活动，为它们打开国外市场，为它们提供利润颇丰的政府合同，以此提高它们的股票价格。这让这些公司的高管和股东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这些公司将它们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进行外包，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因此越来越少，工资水平也越来越低。

贫穷的中产阶级也有可能会更加关注税收政策的递减性。尽管民主党执政时与共和党相比更乐意提高对富人的征税，但是他们也规定了大量的“例外”情况。2001年，小布什总统摒弃了原来的遗产税，他大幅提高了继承人的遗产税起征点（2001年为100万美元，2009年为350万美元或继承人是一对夫妻时为700万美元），并计划在2010年废除这一税收政策。奥巴马政府并没有使税收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也没有将遗产税的起征点下调至100万美元，而是听从了国会中民主党人士的“良策”，将遗产税的起征点继续保持在350万美元。最富裕的美国人中，只有2%从这一改变中受益，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很高的。在2012年至2021年间，联邦财政将会因此流失4 850亿美元。如果联邦开支没有减少的话，这4 850亿美元还需要美国纳税人掏腰包。

还有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和私募基金经理人（他们的年收入通常都是数千万美元）每年缴纳的税额只占他们全部收入的15%多一点。这个比率比许多中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所缴纳的要低，而他们的收入却无法与这些经理人们相提并论。这种纳税额奇怪的悬殊是由过时的税收漏洞引起的。一些短期资本经营者很善于钻空子，将他们的酬金以长期资本收益而非一般酬劳的形式上报。虽然政府和众议院中的民主党人士多次尝试将这一漏洞堵上，但是参议院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却联合起来，使这一漏洞的绝大部分依然洞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经理人是他们竞选时的资金来源。

同时，由于收入很少，联邦和地方政府提高了营业税税率。这些税收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到了中产阶级和穷人的身上，而他们用于消费的钱占收入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富人（令人吃惊的是，华盛顿的政客和专家们还在竭力推行一项国家营业税来取代联邦所得税）。同时地方政府也前所未有地依赖于财产税的税收收入，而财产税也同样不成比例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纳税人的负担，因为他们的财产大多都摆在他们的家里；而富人们则不然，他们的财产都换成了金融票据。

虽然在竞技场上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发生，但是只要美国人觉得他们最终还是能够变得富裕的话，这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就像我先前指出的一样，要想爬到可以拿高薪的位置（还有要想和出身名门的人建立关系，或与名门之后攀上亲戚），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前提。但是富人们早已事先安排好了一切，占据了好的学校和大学，让一切都朝着有利于他们孩子的方向发展。美国曾经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很强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社会中有出头之日。而现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只能在落后的小学和中学读书，长大后也只能去一些公立大学上学，而这些大学由于所在州被迫缩减预算，它们的财政支持也因此被削减。

关于这一游戏存在舞弊的最有力的证据可能就是针对以上情况，一些人装聋作哑，闭口不谈。人们还会幻想，有些政治领袖会站出来谈论美国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中产阶级停滞不前的收入水平。但是，当收入和财富差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时，人们会发现很少有人来谈论这一问题，甚至民主党人也对此保持沉默。

结果，一些美国人已经从开始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演化成了对政府的愤怒。考虑到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多数美国人实际工资较低的局面，在未来的数年间，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一愤怒的人群中。由于政治同大自然一样容不下任何真空的存在，除非有可供替代的选择，否则独立党，或诸如此类的党派将会带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零宽容和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