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政府的上述努力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形势。很多人一贯认为中国政府的成败取决于其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而经济增长本身又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目标。然而，中国高层领导的言论表明，政府的目标越来越多地来自比经济增长更宏大、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公开宣示致力于实现一些宏伟的目标，比如依法治国、公平分配、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清洁的环境，而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领导人不仅表示要实现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承诺这种增长要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要切实改善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质量。这就是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局限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本身，而是要求经济增长必须惠及和服务于每一位公民。中国官员提出构建“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一些西方人认为他们提出的目标是出于宣传的目的，甚至还作为笑料来谈。然而，在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这些提法绝无可笑之处。事实上，这些目标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提供了可能：有些内容是关于执政兴国，有些与国家事务没有关系，还有许多介于二者之间。因此，就连在主流媒体的节目和专家型官员经常发表的公开谈话中，“小康社会”的概念也已经无所不包：从清新的空气、安全的产品和物质财富，到发展教育、依法治国、休闲娱乐和精神享受。

由于这些提法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相关议题相应地与日俱增，而这些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艰巨的任务，需要制定各种配套政策、多方投入大量资源来完成。毕竟，我们所说的只是一种结果，它取决于政策、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市场、社会各阶层以及公民的不同偏好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在市场化的环境中，“治理”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无论在任何地方，政府几乎都没有办法有效地驾驭这些因素，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求助于公民社会，就连在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

这种趋势表明中国的社会契约正在快速形成中。国家鼓励民间组织进入“治理”这一重要的政治领域。现在，国家公开宣布要在广泛的问题上对公民承担责任，同时也需要公众的配合和支持。

国家需要民众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在维护基层政府秩序问题上离不开公众的配合。目前，中国基层政府的消极腐败现象惊人，已经损害了现有的政治秩序。因此，国家赋予民众新的法律权利，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这些权利。这种做法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各地针对地方政府腐败现象的举报等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一向习惯于从事物的对立中（比如国家和社会）看待政治，但在观察当今中国发生的现象时，最好采取一种有机联系和进化论的视角。引起世人广泛关注的激进政治行为，通常是普通公民、针砭时弊的国家媒体记者以及国家机关内部号称是“刺头”的人联手推动的。这些人自视为爱国者和现有制度的捍卫者，经常不约而同地向某些不公正现象作斗争，比如学校的劣质工程、农民的沉重税负、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房地产开发中的腐败行为。

其次，在国家无力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里，政府会鼓励民间团体进入和填补空白，特别是在创办学校和修建公路等地方性事务上。当然，无论是对法律权利还是民间团体的鼓励，一般来说开始都是尝试性的。